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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少年”识字成问题 揭示“读经教主”背后产业链
2016-08-29  新华网-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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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开学季。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暑假过后,将有9000多万小学生、4000多万初中生回到校园,继续学业。

  但还有上千适龄学生,不会再回到学校了。他们选择了一条独立于应试教育的“成才之路”——读经。

  近二十年来,台湾教授王财贵在大陆建立起一套名为“老实大量读经”的理论体系,以培养圣贤为目的,以全日制读经为手段。

  这套理论被全国近百家读经学堂执行,招收大量生源,未来能流利背完30万字中外经典的学生,有机会进入位于浙江温州的“读经界”最高学府“文礼书院”。

  从信奉“老实大量读经”理论的众多拥趸,到近百家读经学堂的兴办,再到“读经界”最高学府“文礼书院”,一条以王财贵为主导的读经产业链条已经形成。

  国学热与“读经教主”

  王财贵倡导的读经教育,要从上世纪90年代说起。

  当时,这位台中教育大学教授开始在台湾推行读经典运动,最初的理念是课余对孩子进行读经辅导。但据知情人称,当时的台湾,西风东渐,公众对这种读经教育并不买账。

  1994年,王财贵进入大陆宣讲读经。恰逢其时——时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的蒋庆等人,已经就“是否要读经”的问题,在大陆掀起讨论热潮。大多数的声音都是,要读。

  香港中文大学第一任文学院院长唐君毅曾感叹,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花果飘零”。中国社会对于国学复兴的愿望,在此时达到了高潮。

  国学热的背景里,不仅有民间的愿望,还有政府的包容。

  读经学堂招收的孩子,多是适龄学生,这就涉及违反义务教育法及办学资质的问题,是一个灰色地带。一些读经学堂堂主告诉新京报记者,地方政府往往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学堂,还成了当地的文化名片。

  这些年里,王财贵在各地做演讲超过一千场,主题恒久不变——中国的孩子需要学习中国的经典,学习的方法则简单明了,大量读经,大量背诵。只要会说“小朋友,跟我念”六个字,就能教好孩子。

  王财贵认为,人类在所有动物中的幼儿期最长,基本上是13年,所以人才能够成为万物之灵。用13年的时间来学习中国5000年的文化,乃至于西方大量的经典文化,这样,13岁之前的孩子,就可以博古通今、满腹经纶。

  他提出“老实大量读经”理论,所谓“老实”,一是内容,就是“读真正的经”;二是方法,“只管读,不要管懂不懂”。所谓“大量”,是平均一天要读经6到8小时,到最后达到进入最高学府文礼书院的标准“包本背诵30万字”。

  二十年过去,这种理论已占据读经界的主流地位。王财贵其人,也成了大陆民间读经运动的精神领袖,被称为“读经教教主”,建立起民间读经的严密体系。

  读经学堂里的“阿猫阿狗”

  如果说追捧王财贵读经理论的大量“信众”是这条读经产业链下游的话,那么这条产业链的中游,是遍布城乡的上百所读经学堂。

  开学堂的门槛并不高,在“教育简单论”、“读经学堂谁都可以开”的言论之下,读经学堂的数量扩张很快。一所房子,几个老师,学堂就成了。这种连锁模式,发展简单,可复制。不少家长在学堂陪读一阵儿,自己回去就开班。

  同济大学教授柯小刚长期关注读经教育,他认为,读经学堂堂主有两类人,一类人有教育理想,另一类人则是单纯为了挣钱,被读经界称为“阿猫阿狗”。

  浙江遂昌王财贵经典学校的校长赵升君,就被大家视为是有教育理想的。他希望能培养一些自由状态的读书人。

  他最初也是王财贵的追随者,文礼书院第一批招收的11个学生,有9个来自他的学校。

  但在“老实大量读经”的实践中,赵升君发现,全天机械性地背书,有学生读了几年仍不识字,更严重的得了厌学症。

  “这不是真的读经教育,是换了内容的应试教育。”如今,他已经走到了王财贵的对立面。

  江苏姑娘李淑敏曾在河南新乡一所读经学堂读书,堂主就规定,每个孩子要把论语读五百遍,能开智慧;每晚,都必须跪着给长辈洗脚,表达孝心。“我不是不可以做,但这不是形式主义吗?”她质疑道。

  据新京报记者调查,目前读经学堂的收费在每人每年四万元左右。一百位孩子,一年就是四百万。多位堂主表示,确实有不少“阿猫阿狗”,是单纯为了敛财开学堂。

  “最高学府”庞大的筹款工程

  2012年由王财贵创办的文礼书院,是这个读经体系的顶端。在读经界,文礼书院是公认的最高学府,相当于体制教育里的清华北大。

  文礼书院的入学条件极为严苛,学生们要通过“包本”,一字不漏地背完30万字中外经典,才有入校资格。入校后由王财贵亲自授课,授课十年到二十年,目标是培养“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大才。

  去年起,文礼书院启动了庞大的筹款工程,计划在2020年建成10万平米的书院建筑,耗资10亿元。

  书院老师裴志广称,截至今年8月,他们已从各地读经学堂、家长手中获得1600万元的资助。

  8月中旬,新京报记者在文礼书院所在的温州市竹里乡看到,建设工程还未动工。33位已入校的学生,租住在山区的居民楼里,上课的教室,也是从乡政府租来的。

  除文礼书院外,王财贵团队在北京还拥有一家公司,名为北京文礼经典文化公司,为他打理读书出版等事宜。

  该公司官网显示,学生读经所用的标准教材,售价273元;智能桌面读经机,售价2680元;家庭胎、早教套装,售价9980元。

  裴志广介绍,保守估计,全国至少有50家学生在50人以上的读经学堂,宗旨就是帮助学生包本进入文礼书院。王财贵“御定”的学堂如广东明德堂、北京千人行书院,招生的规模都在百人以上。

  “这么算下来,至少有2500个孩子在等待进入这个学堂了。”这位老师不无骄傲。

  背完30万字经典的“包本”入学考试,意味着竞争。近年来,各地读经学堂体罚学生的新闻屡屡爆出。有学生反映,学堂老师已经进入疯狂状态,他们希望通过高压,让学生尽快“包本”通过。理由很简单:只有把学生送到文礼书院,有了升学率,学堂才有了招生的说服力。

  “所以纯读经、包本、体罚,已经是很成熟的体系,跟圣贤、经典、教育这三个词毫无关系了。”同济大学教授柯小刚直言。

  “复读机”式的学堂老师

  8月13日,新学期开学前一天,北京千人行书院还在和水泥、铺地砖,一片忙乱。

  这所学校位于海淀区凤凰山脚下,围了一个院子,青灰色的高墙,没有招牌。这是北京最著名的“包本”读经学校之一。九月,将有两位学生从这里毕业,进入文礼书院。

  八年前,老师杨倩(化名)从体制内小学离职,到千人行书院工作。她承认,自己至今也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些经典的意思。“但是读了,就像念佛一样,有一种加持力。当你遇到这个意境和现实情况的时候,能马上返回经典上。”

  杨倩的日常工作,更多等同于“复读机”。孩子年龄较小的班级,她读一句,孩子读一句;孩子年龄较大了,她就只需要按下复读机,让孩子跟着机器读。

  在读经学生李淑敏看来,她十年里接触到的那些老师,甚至连陪读都算不上,更多是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一些家庭妇女。

  这暗合了目前读经界流行甚广的说法:“做读经老师不需要有文化,不用讲解,也不许讲解,只要会按复读机按钮、督促小朋友背诵,就是最好的读经老师”。

  在文礼书院的规划里,教育的最后几年是学习牟宗三全集。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王财贵的老师。

  但柯小刚发现,整个读经系统,除了王财贵和极少数的堂主,绝大多数老师,几乎没人读过牟宗三。

  在学界,大家有一个共识:无论是儒家的孔子、牟宗三,还是佛家,都是一脉优美的文化传统。

  柯小刚最担心的是,这些传统被不科学的纯读经方法污名化。错失时机之后,将来在社会、政府、公众心中重建对传统文化的信任和向往,就非常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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