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东搬西迁16年：城市边缘的“教育游击战”

　　安身立命，养家糊口，农村劳动力面向城市的流动，从一开始就是这种迫不得已。更为窘迫的是他们的下一代，不是“留守儿童”，就是“第二代移民”。尤其是后者，在种种制度壁垒下，突然成了无所依附的边缘人，甚至连接受义务教育这样的最基本权利，也被视而不见地剥夺了。制度的变更，总是滞后于现实需求，不痛不痒的言辞关注，怎比得上切实行动。易本耀和李素梅夫妇在北京的16年办学实践，就是这种困境下的坚持，他们说“什么都可以等，孩子们的教育不能等，成了文盲，就全耽误了”。

　　主笔◎王鸿谅 摄影◎黄宇

　　菜地里的“学校”

　　李素梅和丈夫易本耀都是河南息县人，县里把各村成绩好的高三学生集中起来学习，两个人这么认识了，可是当年都没考上大学。易本耀又接连考了两次，语文考过全县第一名，但数学和英语太差了。1983年，李素梅在乡里当了老师，屡考不中的易本耀应征入伍，当了3年坦克兵，退伍回来，做了乡粮管所的粮管员。

　　生活不易。寒暑假李素梅都会做点小生意，“一个假期也能挣上一两百”。易本耀也有过雄心壮志。“我每月工资还不到60元的时候，他敢一下子从信用社贷款4000元，说是批发那种大扫帚，进价一把3元多，结果拉回来一车全是小扫帚，零售一把两元钱都卖不动。”李素梅用手比画着大小，好气又好笑地说，“肯定是装车的时候给人骗了，他这个人，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赔钱的事情还不止一次。“有一年，他跟人合作下乡收购粮食，事情由对方操办，他管工人的吃住，在餐馆里赊了一堆账，结果一个秋收忙下来，对方说没挣到钱，能怎么办，欠的钱还得自己还，他就是太实在了。”

　　李素梅在息县当了10年乡村民办教师，每月工资从29元只涨到了69元。她参加过民办教师转正的考试，被成绩不如她的人挤掉了。家里兄妹8个，因为一个姐夫在北京当兵，陆续都来到了北京，打工、卖菜、摆摊，站稳脚跟后，把父母也接了去，还屡次劝她也去，“做什么不比在村里教书强，一个月怎么也能挣好几百”。1993年2月，县里清退民办教师，促使她下定决心。

　　到北京后，李素梅跟着妹妹在五棵松河边的早市摆摊，卖儿童服装鞋袜，第一个月就挣了500块钱，等于她教书大半年的收入。虽然也操劳，但跟“一星期30节课还要当班主任”比起来，轻松太多。可是北京有另外的烦心事，除了她的女儿在老家，其他兄妹的孩子都在北京，“一共9个，最大的11岁，最小的7岁，都没上学”。北京公立学校的门槛太高，借读费和赞助费加起来，直接把他们吓了回去。李素梅看不下去，她自己在念书上吃过亏，“12岁哭着闹着才有机会上学，比班上的同学都大，特别自卑”。在当民办老师之前，她做过村里的扫盲老师。“我在上面讲，他们在底下打毛衣编草绳，根本学不进去，太费劲。读书还是要趁早，错过了这时间，再想补回来太难了。”她说。

　　家里人一起动手，在五棵松沙沟的菜地里用竹竿、油毛毡和石棉瓦搭了个10平方米左右的窝棚，砖头垒成课桌，水泥抹出黑板，把9个孩子都交给了李素梅。下定决心“一辈子再也不教书”的李素梅，1994年9月阴差阳错又当起了老师，只是和曾经的民办教师身份相比，更加名不正言不顺。“办学校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也没那想法，只想帮亲人们解决点眼前的难题，孩子们跟着课本学下来，就算哪天送回老家，也能跟得上班，不至于被耽误了吧。”李素梅说。没想到，消息传得还真快，陆续有家长辗转找来，说了一箩筐好话，非得把孩子留下。也就一年时间，到了1995年夏天，李素梅已经收下50多个孩子，她的菜地窝棚，真的成了一所学校。丈夫易本耀也在这一年辞职，到北京来帮忙，教他最拿手的语文，还给学校取了个名字，叫打工子弟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