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老师我做不到，跳楼时我好几次都缩回来了。”10月30日，四川成都师范附属小学五年级某班的10岁男孩军军（化名），在语文课本上留下这句遗言后，从30层高的楼上跳下。事发前，语文老师曾因军军不遵守会场纪律批评了他。这起悲剧给所有人都带来伤痛，昨日上午，语文老师见到孩子的遗体后晕了过去。”（11月2日《北京青年报》）

　　若是没有两天前的那纵身一跳，十岁的孩子本应天真、无忧地活着；若是没有班主任的严厉批评，懵懂的孩子怎能产生轻生的念头；若是没有不守纪律的种种行为，作为灵魂工程师的教师又怎会去指责一个孩子……可是悲剧已然产生，所有的假设都无法把事实推倒重来。但是悲剧还会重演，所以找出悲剧产生的深层原因乃至根源就至关重要。

　　此事件一经报道，社会舆论迅速作出反应，矛头直逼军军的班主任和所在学校，日益“臭名昭著”的教师群体也再次“躺枪”：“教书育人的方式严重错误”、“师德集体滑坡”、“教师节应取消只因这一职业早已堕落”等等的论调又一次甚嚣尘上，教师们与同样不幸的医生们处境何其尴尬，千夫所指的背后是暴力语言的张牙舞爪。

　　诚然，在这一出悲剧中军军的班主任陈老师在教育学生的问题上交出了一份不尽人意的答卷，教育方式和具体措施存在瑕疵，与学生的沟通也稍显不足；诚然，教师队伍中也存在不少“老鼠屎”，诸如颜艳红这样师德败坏的个案近期“井喷”，教师这一职业早已褪去神圣的外衣。但是，陈老师批评军军的本意绝非让其跳楼，23年前体罚卢志军致其变成植物人的年级主任王志强更绝非自寻“牢狱之灾”，“师本佳人，奈何为寇”的疑问无人解答，一边倒的却是众看客的指摘诘问甚至“喊打喊杀”，戾气重若此，实在令许多矜矜业业、安分守己的教师们心寒。偏激一点地说，陈老师和王老师这类人以后不再从事教师这个行业，也大可以吃饱穿暖，但如果我们这个社会不再存在一名人民教师，教师这个行业彻底消失了，那社会又该要如何正常运转呢？

　　回到这一出悲剧上，《北京青年报》这篇报道的标题后半段是“班主任在殡仪馆哭晕”，然而陈老师之“哭”的具体情景在新闻中只是一笔带过，看官们自然也会“选择性忽略”。笔者虽非当事人，本不该妄加揣测，但从自身所见所思所感出发，窃以为这一“哭晕”非常耐人寻味。陈老师为何会哭？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多半是对自己的学生早殇感到难过、对自己的行为颇感后悔。但为何哭得晕了过去呢？笔者认为这不仅仅是伤心懊悔所致，恐怕还有无助、恐惧甚至绝望的成分在里面——她应该很清楚，发生这样的事情，不但为她教师生涯划上了句号，更可能官司缠身，需要面对无尽的民事纠纷乃至刑事责任，倾家荡产甚至身陷囹圄都是分分钟的事。“中国式审判”的公正与否，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各人答案也不尽相同，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陈老师在舆论场中处于绝对劣势，小小的错误与大大的惩罚所表现出来的“正义”，也总是会让看客们欢欣鼓舞的。

　　因为缺少宽容，陈老师选择严厉地批评小军军，间接导致了幼小生命的陨落；同样因为不会宽容，众人义正辞严地逼问着一位女教师，似乎也向她指明了死亡才是最好的归宿。

　　文/杜一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