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叶圣陶年近半百，第一次做了爷爷。

　　叶圣陶动身去桂林前，1942年4月19日下午二时，大儿媳夏满子生下一个男孩。至善回来报告，说媳妇虽是初产，尚不困难，叶圣陶“闻之大慰”，他早已给这个大孙子起好了名字：“三午”。来由是他自己生于甲午，叶至善生于戊午，而1942年正是壬午，两代父子相差各二十四岁；又按阳历，至善生于4月20日，而三午生于4月19日，生日仅差一天。婴儿出生后两天，叶圣陶驱车去保婴院探望，见“婴儿颇秀美，浓发盖顶，五官端正，小手伸动”，心中高兴极了。墨林则按当地风俗忙着买来鸡蛋，染成红色，分送邻居朋友。

　　这一年，叶家三个子女开始跟着父亲学写作了。

　　当时，叶圣陶正主编《国文杂志》月刊，这是个帮助中学生学习语文的刊物，需要登载一些中学生写的东西。叶圣陶当时已离开武汉大学，也不在中学教语文，中学生写的东西从哪里来呢？于是他就发动家中的三个孩子给《国文杂志》写文章。最初是女儿至美写了一篇，叶圣陶看了很高兴，认为就当时高中学生的程度来说，算得上是篇好作文，只要稍稍修改一下，登在《国文杂志》上一点也不坍台。于是，墨林就怂恿三官也写出一篇初中程度的好作文来。

　　对于写作，三官自小就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他还记得幼时看父亲写作时的情景：

　　“父亲坐在我那张大书桌前，手里握着一支大号派克自来水笔，橘红色的笔杆镶着乌黑一道边，看上去沉甸甸的。明亮的光线从窗口射进里屋，书桌上摊着带格子的稿纸……“我推门进去，只见父亲侧着头，眼睛正好对着我推开的那扇门……他准是看到我了，他会怎么样呢？我想。

　　“可是，过了好一会儿，他仍旧侧着头，眼睛望着我推开的那扇门，不说话，也不动，好像并没有看到我，更好像什么也没有看到。这是怎么回事？

　　“‘不要去，不要去，爹爹在写文章呢！’母亲着急地低声把我喊了中去，随手带上被我推开的那扇门。

　　“写文章！……

　　“写文章？……

　　“写文章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这样：有点神秘，有点神圣。”

　　这段话，生动地写出了作家的孩子所受到的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三官后来发现，父亲的小说里有许多就是写的自己、哥哥、姐姐、母亲，写的他们经历过的事情。在学校里他不怕作文，尤其不怕自由命题的作文，他学父亲写自己最熟悉的事，很少为找不到话说苦思冥想。这一次，姐姐获得的成功强烈地鼓动和引诱着他，他勇气百倍地开始写了。

　　三官最熟悉的事是集邮。从小学五年级起，到那时他已有四年的集邮史了，收集到的古今中外各种邮票已有一千几百张。对于一个十四五岁的中学生来说，这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要经过多少钻头觅缝地寻找，费嘴劳神地索讨，掂斤播两地交换，这中间有欢乐也有苦恼，有梦想也有失望，既有丰富的知识，更有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就写了一篇《集邮》。叶圣陶很赞成三官自己选定的这个题目，他将小儿子的作文逐字逐句进行修改后，连同“叶至诚”的名字一起登上了《国文杂志》。看到自己写的东西居然上了杂志，给了至诚莫大的鼓舞，他感到自信，甚至有点骄傲。

　　弟弟妹妹的成功感染了至善，他也写了起来。从此这个一篇，那个一篇，三兄妹不断有文章交到父亲手里，由他选择和修改。这些文章绝大多数是散文，记叙的、抒情的、议论的、随笔、速写，各种体裁都有，全都是自由命题，从他们各自熟悉的生活里取材。至美和至诚多写抗战期间后方学校的生活，像至美的《我是女生》《课余散记》，至诚的《班图书馆》《宣传》；后来视野逐渐扩大，写的生活面也广了，至美写了《江大娘》《母与子》，至诚写了《成都农家的春天》《拉路车的》。至善毕竟年长些，那时已经走出学校，有了几年社会阅历，又有结婚生子的生活阅历，观察和思考都比弟妹来得细致、深入。除了写大自然和学校生活的《成都盆地的溪沟》《集体创作》等外，他还写了抗战期间后方的一些社会现象，如《司机们》《寄卖所》《雅安山水人物》等等。叶至诚后来回忆他们三兄妹这段跟父亲学写的经历时，由衷体会到，父亲正是引导他们走“由散文入手开始学写，从自己熟悉的生活里边取材”这样一条“顺其自然”的写作道路的。“后来在文风给搞得非常之坏，文章里塞满了套话、空话、假话的年代，我偶尔想起我们兄妹三个的起步来，暗自觉得走的倒是一条合乎规律的路”。

　　虽是“顺其自然”，但叶圣陶对三个子女的培养还是充满匠心的，这集中体现在他为子女改文章上。叶至善在三兄妹的合集《花萼》出版时的《自序》中，记叙了当时的情景：

　　“吃罢晚饭，碗筷收拾过了，植物油灯移到了桌子的中央。父亲戴起老花眼镜，坐下来改我们的文章。我们各据桌子的一边，眼睛盯住父亲手里的笔尖儿，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指摘，争辩。有时候，让父亲指出了可笑的谬误，我们就尽情地笑了起来。每改罢一段，父亲朗诵一遍，看语气是否顺适，我们就跟着他默诵。我们的原稿好像从乡间采回来的野花，蓬蓬松松的一大把，经过了父亲的选剔跟修剪，插在瓶子里才还像个样儿。”

　　叶至诚也描写了父子们一起改文章的情景：

　　“父亲先不说应该怎么改，让我们一起来说。你也想，我也想，父亲也想，一会儿提出了好几种不同的改法。经过掂量比较，选择最好的一种，然后修改定稿……除了文法不通、语气不顺和用字用词不恰当之外，有些空泛的议论和抽象的描写也常常给指出来要我们改。父亲不赞成在文章里多用‘喜悦’、‘愤怒’、‘悲哀’之类抽象的词儿，也不赞成堆砌许多比喻和抒情的词句。他喜爱白描的手法……每看到我们的文章里有传神的描写，他会满意地说，‘这里可以吃圈’。”

　　叶圣陶在1942年2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二官作短文，论文章之开端与结尾。今日余为之找例证，并附加说明。伏案竟日，仅成其半。”1942年7月23日：“晨起改二官文一篇，三官文一篇，二官题曰《会考》，三官文题曰《乐山遇炸记》，皆预备入‘国志’《习作展览》者。”1942年9月5日：“小墨与三官合作小说一篇，曰《头发的故事》，长至七八千言。灯下为之修润，至三分之一而止。”1943年4月12日：“午后，为二官改所作独幕剧《明儿吃喜酒》，此篇以女学生生活为题材，尚可。”1943年4月19日：“灯下与三官杂谈小说。”4月21日：“竟日改二官小说，至夜而毕，篇名《转变》。”这样的记载，在叶圣陶1942年到1945年的日记中比比皆是。由此可以看出，叶圣陶为扶持子女的写作，很是下了一番功夫。

　　三个孩子，至善比至美大四岁，至美又比至诚大四岁，三人一起跟着父亲学写作，仿佛在进行一场竞赛，每个人都暗自憋着劲要超过其他人，多吃父亲的红圈。他们的原稿写得很潦草，经父亲一改，圈掉的圈掉，添上的添上，连他们自己都不容易念下去了。父亲总是对孩子们说：“要想到别人。”交到印刷厂付排的稿子，要为排字工人着想，他自己的稿子，总是誊抄得一清二楚。这时候，母亲胡墨林就显出了特别的耐心，像收拾孩子们脱下的衣衫一样，自告奋勇为他们抄稿。她用毛笔正楷，将潦草的原稿一一誊清，字迹工工整整。誊抄好了，少数投到杂志社去，多数细心收藏起来。

　　一年下来，三兄妹写的稿子积成厚厚的一摞。有几位父亲的朋友从杂志上看到他们的文章，就怂恿说：“你们兄妹三个不妨合起来出一本集子。”三兄妹想，当初写这些文章，为的是练习，合将起来，岂不成了作文本？但又想，学校里同学之间不也喜欢传看作文本吗？或者有人想看看我们的。于是，就把存稿编排了一下，请父亲复看一遍，删去若干篇，编成了一本集子。叶圣陶替三兄妹的这第一本文集题了书名，叫做《花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