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大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　叶澜

　　“素质教育”是近20年来，无论在中央有关教育改革的文件中，还是教育报刊书籍及大会、小会上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从文件来看，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以文件的方式把“素质”与“教育”联系起来，指出“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明确要求“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这是在文件中第一次把“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对应起来。1997年，原国家教委下达的《关于目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第一次以文件的形式对“素质教育”作出了规范性表达，指出：“素质教育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它是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需要，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和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的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1999年1月，国务院转发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将素质教育列为重要的跨世纪工程，同年6月又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充分表达了中央对素质教育的重视和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心。

　　然而在现实中，素质教育的推进虽有成效，但形势并不令人乐观。“应试教育”年年批，高考制度不断改，高校扩招超常规发展，照理，应试的压力应该轻了吧，但大量事实表明并非如此。高考成绩作为学校声誉的命根子，学校是不敢怠慢的。对于学生来说，高考成绩如何，进什么学校，不仅是面子问题，还是今后人生路上的竞争能否胜出的关键一步，而对于家长尤其是独生子女的家长来说，孩子就是家庭希望的全部所在，故也不会超然。于是“水涨船高”，近年来还出现了未落榜生复读的现象，全家送子女上考场的景观，出国留学低龄化的趋势，出版社大出应考书的局面，以及学校迎考复习大战，入学竞争重心下移等与素质教育旨趣相差甚远的状态，而且年复一年，变的是花样，不是实质。

　　政府的要求何以与现实状态的反差如此之大？依我看，当前十分需要对20年来素质教育作系统全面的反思。反思如果仅停留在认识、制度、方法和措施上，恐怕还不足以解决问题，重要的是要从思路上作反思。为什么我们的经济改革能取得如此重大的突破与进步？难道它比教育改革容易？显然不是。细究原因自然很多，但重要的是中央不仅有目标，而且有思路，有正确的战略性的决策措施，所以才能一步步地走向深化，不断地、及时地发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素质教育缺的不是目标，而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思路和推进改革深化的决策。

　　无疑，当前中国的教育必须为“提高民族素质”服务，但提高民族素质不能简单地转化为学校进行“素质教育”。因此，需要明确学校教育在提高民族素质中的独特地位、作用与任务，需要明确全社会各行各业、各领域在提高民族素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任务，明确两者的关联与区别，这是有关转变思路的第一点建议。

　　转变思路的第二点建议是，“素质教育”的推进，不必以竞争、考试为对立面。这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提升人的竞争、创造能力的大背景不符。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是提高学生竞争能力的基本保证，它的指向远比应试高得多和丰富得多，我们的力气应当花在认识素质教育的时代规定与学生发展需要的研究上，花在如何在学校实践中创造素质教育上。把“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对立起来，是否过分抬举了“应试”在教育中的地位，反倒更刺激了相关需求，而为“应试市场”做了广告？

　　建议之三是要处理好宏观教育体制改革和学校内部教育改革的关系。它们相关，但不能相互代替。提高学生素质教育的主战场在一所所中小学，犹如经济体制改革最终要落实到企业改革，唯有把企业的活力激发出来，才能出现新的发展局面。尤其在今天，素质教育要成功，必须把重心下降到以学校为单位的综合、整体改革，不能停留于自上而下地推行教育的单项改革。目前，中小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并没有落实，教育宏观改革中要尽快出台《学校教育法》和支持学校教育改革的政策。要提高校长的专业水平和领导学校综合改革的责任心与能力。唯有学校成为教育改革最为重要的支撑，教育改革才能真正实现。只有激发学校教育改革的活力，素质教育才会出现新局面。

　　最后，建议要关注教育改革中教育理论研究的作用，促进教育理论研究与中国教育改革的实践两者间形成良性互动、双向建构的局面。在教育领域中存在着鄙薄教育理论的陋习，这影响了教育改革的理性、力度、内在一致性和视野的开阔。要改变教育改革围绕着表面问题转、热热闹闹地做表面文章的状态，首先要提高各层面教育领导者的教育理论素养，就像经济改革需要提高领导者的经济学素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