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20年代，历史教学界的老前辈何炳松先生曾写过一篇《历史教授法》，文中提出许多卓越见解，至今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他提出，看一本历史教科书的质量好坏，“第一步就是看他是否明白而确切。此外要研究书中的观察点是什么，所附的地图、图画等好不好，所附的参考书是否适当，所附的问题或大纲之类是否有用，目录好否，文字如何等等”。何先生还提到教科书里应有各类“表解”，以及“养成学生自动研究的习惯”的引导方法，获得一些“批评史材同组织史事的知识。”这些建议涉及到要求历史教科书不仅要文笔浅显易懂，还要求在编排上有启发学生自学能力提高的特色，也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强调的启发式，从教材本身就提供学习者自动发挥智能的条件。当代香港著名学者钱穆，在一本历史教科书的“弁言”中，也提出：“教历史者，首贵能于此分析指点，可以使学者长见识，增修养，此乃历史教育最大之功能”，他又说：“能知事变、人物与时代，此乃历史之初步入门，亦为历史学之主要骨干。”要完成这一社会功能，达到以上教学目的。无论在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及编排上，都要有足够的保证。下面我就所见到的几本香港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从他们的编排特点上，提出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同时也从他们的编排特色，谈谈对我们编写教材的启示。?浅评甲乙两部课程的编排?
香港历史教科书编排上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将历史课程内容分为甲、乙两部。这是根据香港政府教育司署统一颁布的课程纲要决定的。据有关教科书解释：“甲部课程主要叙述中国历朝的治乱兴衰，历史大事的转变及其影响，使学生对中国历史发展，有一基本认识。乙部课程介绍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文化发展沿革，中国学术思想的演进，及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使学生认识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及其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影响。”对比了几种不同出版社不同版本的《中国历史》课本，概括起来，乙部课程所含内容几乎包括所有中国古近代文化史、科技史、制度史和部分社会经济史，以及若干年以来的考古成就。?这样编排的长处是什么呢?可以概括为三：第一，香港课本以比较多的篇幅讲授社会生活和文化史的内容，符合当前史学界重视这方面历史，把历史写成全方位的整体历史的时代精神。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弗尔提出：“只存在作为整体的历史”，历史应当是“包罗万象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屈威廉也提出，应当重视“政治以外的历史”。通观香港各家历史课本，它们属于乙部的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和部分制度史内容所占的比重相当大。香港教育图书公司《中国历史》第二册乙部课程占全册内容的1/3左右；香港人人书局有限公司《中国历史》第三册约190页课文中，乙部课程内容占90页，所占比重几及1/2。现代教育研究社所编中学五年级适用的《中国历史》乙部课程也占到全书的一半以上。而最近出版的香港文达出版公司的《中国历史》(5)，全书内容都为乙部课程，共有205页之多，书中罗列中国历朝重要制度、经济发展、中外交通、学术思想和宗教传播各类“政治以外的历史”。我们先不去谈这些课本选材的内容与观点，就其对于政治以外历史所重视的程度，在试图将历史课本写成全方位的历史的教科书方面，是应当值得称赞的。这说明编著者的意图，是在向着时代潮流靠拢。第二，将中国历史教科书，分为甲乙两部课程，乙部课程中，把各类制度、学术、文化和社会经济史以时间先后为序纵贯各朝各代来系统叙述，也便于学生对某种制度、某种文化学术现象和某类社会经济生活，有更为整体全面地了解，方便于他们对前后内容作出有机的对比，从而得到完整的历史知识。如，香港教育图书公司出版的《中国历史》第二册，在乙部课程中，第二章有我国教育制度史和科举制度史两项内容，自周秦以来教育制度的变迁一目了然，环环相扣，从西周教育谈到孔子的私人办学“讲学传道”，然后说到“秦代以吏为师”、汉建太学、唐代的国子学、弘文馆、宋明的书院，一直到清末的京师大学堂，衔接十分自然，叙述有序。我国人才选拔制度自先秦的“世卿”，到汉代的察举，又到魏晋的九品中正，然后是隋唐的划时代科举考试、宋元明清科举制的发展变化，直至1905年科举制的结束。尤其是从唐到明，科举考试的利弊，从选才“良策”演变为祸害”，前后叙述得清晰明了，十分有说服力。学生经过学习，也会对中国的科举制，有更为正确全面的认识。关于历代政治制度的前后相承关系，甲乙部课程的处理方法，最为有利于学生系统认识和了解，现代教育研究社《中国历史》第五册乙部课程“重要制度”之第一节“秦汉之宰辅制度”至第五节“唐、宋、明、清之重要兵制”，叙述各朝各项官僚体制、选官制度和兵制一览无余。尤以宰辅制度前后一脉相承，前后变化叙述清晰，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从秦汉到隋唐到宋元明清一步一步地强化：从丞相、三公九卿至三省六部，而枢密院、三司，再到内阁制、军机处，皇权逐步加强，相权逐步削弱。这样从纵的方面给学生十分系统的知识，从认识论上也是最顺理成章的，比割裂到各朝历史中去分别叙述，效果要好得多。第三，历史课程分为甲乙两部，还有利于将在正课时不容易写到的或易于忽略的日常文化和社会生活现象作为补缺写在乙部教材里。例如，在香港现代教育社出版的《中国历史》(一)乙部课程的第二章，内容为我国“文字、文具之演进”，从纵的方面列举我国文字的起源，包括西安半坡彩陶刻画符号、商朝甲骨文和西周以后钟鼎文、战国大篆、秦代小篆的发展，直到此后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的流行。有的香港历史教科书还一直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简体字和文字改革。在这本教科书里，最值得推崇的是在乙部课程专门设置了文房四宝等“文具之演进”一节，对我国纸的发明史、笔的起源、墨和砚的制造，都作了专项介绍。这些内容都是在人们社会生活中身边的文化，中小学生最为熟悉，在思想上又可以进行祖国文化悠久的传统教育。而常常因为其内容偏少而为历史教科书所忽略。有了乙部课程，这些常见的文化现象就便于写成系统的历史了。还有一些内容也经常容易被写教科书的人疏忽。如我们决不会忘记写万里长城、大运河；但因为课文的文字所限，不太容易写到秦朝、隋朝的驰道和西周以来就开始的我国驿站、邮传。而这些内容在古代人们生活中却又意义重大。用夸张一点的话说，驰道相当于现代的“国道”和高速公路，而驿站便是今天邮局，都和人们生活非常贴近。香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在乙部课程中专章 节写进了这些内容，不能不认为他们想得周到。而从历史观上说，他们在这方面将历史看成全方位的社会史，认识比较全面，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历史课程分为甲乙两部的做法，也有它不可克服的矛盾和缺陷。第一，常常会出现同类知识的重复。比如，上面提到的现代教育研究社版《中国历史》(二)的《运输及交通的演进》一章，比较详细地提到秦隋的驰道和隋朝的大运河，而就在同册课本叙述隋朝史时，也用不少篇幅谈到隋的驰道和大运河，而在同套课本的第一册，讲到秦代历史时，仍要谈到修治驰道的内容。这就可能给人以叙述相重的感觉。第二，历史课程分为甲乙两部，甲部仅“介绍历代兴衰因果之概略”，即只从政治史着眼，专讲历朝政治兴亡得失。这样写的一个最大遗憾是我们看不到当时历史的全貌。比如，中外史家所一再艳称的“汉唐盛世”，汉朝鼎盛到什么程度?唐朝又如何繁荣?因为甲部课程中缺乏社会经济史的内容，人们看不到汉朝东、西二京的繁荣，也看不到两汉手工业的兴盛。而这一点，在现行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里，却显现着鲜明的容貌。该教科书的第二册“盛世经济的繁荣”一课里，也到处洋溢着“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流光溢彩。在那套教科书里，秦汉政治、经济、民族、对外关系、文化，隋唐政治、经济、民族、对外关系、文化，是紧密结合一体化地给予叙述的。第三，香港历史教科书分为甲乙两部的写法，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给以弥补、解决。比如，一直到现在，将我国最早的原始社会的历史?从元谋人、北京人到仰韶半坡文化、河姆渡文化到大汶口、二里头文化，仍旧放到乙部课程内，在甲部课程的远古社会史，只写三皇五帝和黄帝、尧、舜、禹的神话传说。这样的割裂是否合适，我当然只是提出个人意见，香港编写教科书的专家自有认真的考虑。还有一点，无论在甲部和乙部课程内容中，对我国历史上各少数民族的活动和他们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贡献叙述比重过少。比如，唐朝时缺乏对吐蕃、南诏、渤海政权的介绍；宋朝历史实际上仅以两宋为中心，身居传统文化所在地中原的辽和金朝，经济文化几乎无一字描写。这对把中国历史看成是整个中华民族各民族的历史，不能不认为是很大的遗憾。假如在乙部课程中除现在的历代制度、历代社会经济、历代中外交通、历代学术文化而外，再增加一章历代民族关系，定将使教科书更为完美。
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编排特色
通过教科书，加强对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香港各家历史教科书，采取了若干可取的做法，可以说是各具匠心。一种最通常的编排办法，是在课文的各章各节的“问题讨论”和“教学活动建议”中，精心设计许多可以启发学生自己动手、独立思考的内容。例如，香港朗文发展有限公司出版《中国历史》第一册，在学完商朝历史以后，问题讨论中有两项：一为“试设计一个以商朝社会生活为主题的壁报”；另一个是：“试搜集或摹写甲骨文图片我深为佩服编者的思路，通过这两个历史活动，不仅可以使学生自觉地重温商朝青铜时代的生动历史，而且通过自己办壁报和摹绘甲骨文，又可借助自己设计组织的壁报内容，把商朝历史课上所学的内容系统化和立体化，比较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距今3 000年前的那段遥远的历史。另一本香港龄记出版有限公司《新编中国史》第一册在学完我国远古神话传说后，有这样两份问题讨论和习作：第一，“搜集本章有关的人物故事，大家在课堂上进行交流”。第二，“尧舜禅让是怎样的一种制度?近代史家的看法怎样”?这两个问题既可让学生敞开思路，自由发言，培养他们自学的学习积极性，又有一定深度，鼓励学生去阅读一定的参考书。而最后的目的则是使学生科学地认识古代神话传说的真正含意。同时，尤为重要的是通过第一个问题的课堂讨论与交流，大家会更多地认识和了解自己是“炎黄子孙”，因而感到自豪，更加热爱中华民族和自己的祖国。有的香港课本还出有规定阅读参考书的课堂讨论题。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位既有功又有过、既英明又专制的君主。著名明史专家吴晗先生曾先后在1954年和1965年写了两个稿本的《朱元璋传》，可见评价这个人物是有一定难度的。恰如其分地全面地评价了这个历史人物，科学的历史观就会向前大进一步。香港人人书局有限公司出版的《新编中国历史》第二册明史部分却出了一道“人物评论”题，其“论题”为：“朱元璋是一个怎样的人?”并指定参考书为吴晗所著《朱元璋传》。通过这道题的课堂讨论，学生无论在辩证观点的掌握方面，阅读参考书的能力方面，以及如何选取史料来论证自己观点的辨别史料的能力方面，都会有较大的提高。香港现代教育研究社《中国历史》第三册也有一道精心设计的课堂讨论题：“南京大屠杀为什么说是现代史上最不人道的一页?”这道讨论题好在两点：第一，学生在讨论课题时，必须去搜集许多日本军国主义强盗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资料，或去参观有关博物馆或访问老人等，这本身就会受到一次活生生的教育，有些过去中国人民所受的灾难痛苦，是学生闻所未闻的。第二，学生们还要回答出为什么这次大屠杀是“现代史”“最不人道”的一页。这就又要求他们与世界各国现代战争罪恶进行对比，从中他们会看到德国法西斯在欧洲犯下的罪恶、日本法西斯在香港和东南亚犯下的罪恶，美英新老殖民者在世界各地犯下的其他罪恶。然后从屠杀人数上、残酷的屠杀手段上，得到“最不人道的一页”的结论。这次讨论既可对学生进行深刻的思想教育，又可锻炼培养学生搜集资料、综合、对比、评价、议论、判断等多方面的智能。朗文版《中国历史》第一册还设计了很有意思的练习，让学生参照课文，绘制一幅汉代疆域图，并同时参照现代中国地图，比较一下汉疆域和现代疆域的大小，使学生了解我国版图发展的历史。上述香港课本在练习、课堂讨论和教学活动方面的编排设计，显得活泼而不呆板，有深度而不浅薄，十分有利于学生智能的培养，值得我们参考。
香港各种历史教科书，在编排方面有利于培养学生智力能力的另一种做法，是加强课前预习。这在文达出版有限公司新近出版的几册中国历史教科书中，表现最为鲜明。该版《中国历史》第四册(下)第一章《隋之建设与衰亡》中“预习”部分有三道题：第一道题提示有隋朝开国之功，又进行改革政治、民生之措施，颇有功效的皇帝统治时期，史上称许为什么?(答案：开皇之治)。第二道题为：“隋朝的五大建设包括为；( )、( )、( )、( )、( )(答案为：营建两都、设置仓窖、重修长城、修筑大道、开凿运河)。第三道预习题则问隋炀帝四出巡游为什么是导致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这三道预习题实际上囊括了即要在课文中讲到的全部重要历史内容。先使学生预习思考一下，有助于他们对教师授课的理解。同册第三章《南宋偏安》，课前亦有两道需要学生认真思考的预习题：1.金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均落后于北宋，为何金还能灭宋?2.南宋有岳飞等若干历史名将，为何北伐还不能胜利?这两道预习不仅可以帮助学生预读课文，同时还有助于启发他们的分析思考能力。有这样的预习内容，可以避免学生在课堂上仅能靠教师灌输的学习上的被动局面。有一类预习题更能帮助学生回顾先前所学的历史内容，培养他们的历史比较能力。如文达版同上书第六章《明之政局与衰亡》的第一道预习题：“史家多称汉、唐、明的宦官跋扈专权，说明明朝宦官专权的情况。”这道题使学生回忆到以前所学过的东汉和唐朝宦官的专权，还可能引起他们对三朝宦官专权的纵向比较。同章还有一道有趣的预习题，出的是东林党有一副忧国忧民的对联，上联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要学生在预习时找出课文中的下联：“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在历史课教学环节中，首先安排预习一项内容，我认为有较大的好处，而且应该说并不难做。目前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已逐渐把“发展学生自信心和鼓励他们自发学习”列为教育发展方向。从本世纪60年代起，美国就有“个人计划专题”的历史课考核办法。历史教育专家们认为：“对聪明的学生而言，则自己发现答案，也许更有吸引力”，这种方法“比常规的学习方法更能产生较好的效果。其本质上是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前有预习，和美国式的“个人计划专题”自然不是一个层次。但是，从激发学生自我中心学习知识这一点讲，二者效果是一致的。香港历史教科书的这一编排模式，对我们应当是有益的启示。?香港历史教科书中，练习题的活泼、具有趣味和有利于学生独立思考和个性发展，也是一大编排特点，值得我们参考。比如，现代教育研究社版《中国历史》第二册元朝一章有一道“问题讨论”是：“元代速亡因素很多，你认为哪一项最重要?试说出你的理由?”课文中讲了政治、经济、民族三方面，都很重要，学生的回答一定各有千秋。若有课堂讨论，一定是争论十分精彩的。这样的争论，会引起学生对学习历史的极大兴趣。同书乙部课程还有这样一道别开生面的讨论题：“英国学者李约瑟曾把中国古代发明的西传，比喻为‘定时炸弹’，每次都使西方的政治和社会发生巨变。试分组讨论下面三项发明，在西传后所造成的重大影响：1.罗盘2.火药3.印刷术。这样的题既使学生了解了李约瑟这位“中国通”的英国学者，又从西人的书中更加证实了中华民族之伟大。同时这样的题涉及了中外历史知识。要回答这样问题，学生势必要自己去参阅一些有关资料，尤其会自动翻阅课本上的大量“注释”。这样，无疑增强了他们自学的兴趣和能力。该课本还有一道设计得很有水平的思考题：“中国的地形是西部多山，地势较高，东部多平原，地势较低。运河的建设对这种地形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回答这道题需要有经济、地理和历史各方面综合的知识，无疑会较大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文达出版有限公司版的《中国历史》也常有生动有趣、别具风格的题，如其第四册“安史之乱与唐之衰亡”的预习题，大段引录了白居易的《长恨歌》，然后提出问题：1.谁是诗中的“汉皇”?2.杨玉环入宫后，“汉皇”有何改变?这样的题，自然会激发起学生对历史的极大兴趣，加强他们自学的动力。?对资料注释的简评?
香港历史教科书的另一大特色，是对补充史料的普遍重视。一章一节课文，常常有多达10条、20条的“注释”，释文字数达到正文的一半到3/4，有时释文字数还可能多于正文。试以现代教育研究社版《中国历史》第五册为例，“五四运动”一节，正文约为3000字，释文达到5000字左右。这一节的21条释文中，介绍我国早期留美、留法、留日学生约300字，五四运动领袖人物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胡适个人经历各约200字～250字。华盛顿会议、傅斯年等人的新潮社、邓中夏等的平民教育讲演团、毛泽东的新民学会，都在注释中给予专题介绍。这样，学生学习五四运动一课，除了课文以外，还可以从教科书的注释部分得到更为丰富历史知识，历史课本就可以避免成为干巴巴的教条。同样，在香港历史教科书的古代史部分，也有甚为丰富的史料注释。如香港教育图书公司版《中国历史》第二册盛唐时代两节，正文大约3 000字，注释多至2 500字，仅武则天一个注释就近400字，介绍她从太宗人才到感应寺为尼到立为皇后，一直到参预政治、称为“二圣”，最后称帝建周，等于一个武则天小传。这两节的注释里，连杨玄感起兵、杜如晦、房玄龄、魏征的简历，韦后和太平公主的政争，全都一一写进，内容详实。有时，注释中也用图表的形式。现代教育研究社《中国历史》第三册有一关于洋务运动的“洋务运动推行的主要设施表”，细到包括晚清的所有重要洋务，如设同文馆、设洋炮局、江南机器制造局、福州造船厂、水师学堂、筑旅顺港、办漠河金矿、天津医学堂等等，一概在表内。
历史教科书课文作注释的编排处理，在民国时期的课本里就出现过。至今我国台湾的历史教科书，尚在这样做。本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国立编译馆主编的国民中学《历史》课本，仍坚持这种模式。只不过注释部分比以前少多了，其目的在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在台湾国民中学历史的编辑大意中声明：这些注释，“旨在供作参考，并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无意增加学生记诵的负担”。台湾历史课本的注释，一般附在一节之后。以国民中学《历史》第二册为例，隋朝一节，只有两条注释；即连“大唐帝国的盛世”，也仅注释一条。可见历史教科书课文作大量注释的编排形式，目前在海内外都在逐渐淘汰。近年出版的有几家香港历史课本也正在改变注释过于繁琐的现象。如文达出版有限公司最近两年新版的历史教科书，就已不再有章节或课后列大量注释的编排方式，而是将必须要注的资料附在课的正文之边旁。比如，该公司最近出版的《中国历史》第四册(上)，其《西周之封建》一章，只一个注释，说明武王分封之前对付被征服者的三种不同意见。即连《唐之盛世》那样内容丰富的大章，也仅六个注释，这些注释文字也很简练，有的只是说明课文的史料出处，有的介绍和课文说法的另外不同意见，不再有前些年一些课本注释的长篇大论。我国内地的几家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基本上不采用课后注释的编排方法。有些必要给学生阅读的史实，但不要求考核的，一般用异体字的编排方法和正文编在一起。少量的地名、帝王年号或专有名词解释则简注在课文的页下。这样编排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不增加学生知识量的学习负担。?我们认为，香港一些历史课本通过补充大量资料注释，来增加历史知识量的编排做法，有利亦有弊。其利是可补充资料注释的形式，给学生尽可能多的课文涉及到的但不可能一一细讲的历史知识。这可以补充正文的不足，并给学生较完整的史实或概念。例如香港教育图书公司《中国历史》(二)课文中提到“隋文帝在位，提倡节俭”，但在正文仅此四字，因为篇幅所限，不能详谈，便在注释里列举了他的后宫“不用粉化妆”，本人和皇后多穿布衣等具体内容。再如现代教育研究社《中国历史》(二)中课文有“宋太宗时曾三次伐辽”，具体经过省略未写，在注释里才补充了公元979年、980年、986年高梁河、瓦桥关、歧沟关三次宋辽大战，都以辽胜宋败而告终。这个补充很为重要，不然就不会出现1005年北宋甘愿给辽“岁币”的澶渊之盟。从这一角度谈，教科书中编排一些资料性的注释，是必要的。但是，其弊也是明显的。首先，中学(尤其是低年级中学)历史教科书毕竟篇幅所限，而且一般每章每节或每课都有字数所限，课程时数是固定的。因此，历史内容不可能过分学科系统化，只能是对“历史大事的转变”，“有一基本的认识”香港教育图书公司《中国历史》编辑说明。正如钱穆先生所讲，教科书唯有“语有分寸”，“教者易于讲授，学者易于启悟，方为良好的教科书”。有的历史教科书在注释隋唐之际的历史事件时，连一般在教学中很难提到的杨玄感起兵、梁师都被唐朝平定，都列在注释里，就显得过分芜杂琐碎了。如果都列为学生的参考阅读内容，那么无疑会冲淡更重要的主题。关于历史教科书的注释编排，究竟应当繁简到怎样的程度，还有待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我这些浅陋之见，仅供参考。?图画、地图编排的长处与不足?香港的历史教科书，一直以图文并茂见长。自本世纪80年代起，他们的历史课本，就有意识编进许多精美的文物、遗迹和其他反映历史面貌的插图。香港历史教科书的编者同行，将图表、图画一直作为教科书的重要内容：“插图和表解在历史教学中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本书在这方面特别着重，精选了数百精美的文物图片和表解，为学生提供了充实、确切的鲜明形象和知识资料，藉以提高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试以现代教育研究社出版的《中国历史》第一册为例，书中先秦、秦汉两部分课文共约100页，图画及地图占到89幅。这些图，有占全幅页面的，也有占1/2页面的。香港教育图书公司《中国历史》第二册，唐和五代史部分，课文26页，图画及地图更占到35幅，平均每页有图1.4幅。相当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隋唐史部分图画和地图的比例(人教社1996年版九年义务教育初中《中国历史》第二册隋唐史部分共66页，配有图94幅比例亦约每页有图1.4幅)。相比之下，近年来台湾的历史课本在配图方面就逊色多了。1986年台湾国立编译馆主编《国民中学历史》第二册，同样是隋唐五代史部分，42页中共配图27幅，比例为每页约0.6幅。
香港历史教科书里的图画，绝大部分为全彩图，以图类来分，有历史文物图、历史遗址图、古建筑或古文物复原图、书法绘画拓片照片，还有少量的想像图(香港课本称为“意想图”)。一般说，若非近现代人物照片，香港课本一律不上历代历史人物画像，连传说为吴道子画的孔子像和《历代帝王像》中的隋炀帝像、唐太宗像都一概不收。而在台湾和我国其他各省所编的历史课本却是收进课本的。以香港现代教育研究社《中国历史》第一册为例，属于历史文物图的有商代的甲骨、白陶、青铜器、商代玉器、货币，西周、东周的毛公鼎、随县编钟，秦朝铜方升、铜权、始皇陵兵马俑、铜车马，两汉的五铢钱、马踏匈奴石刻、王莽铜方斗、东汉骑马俑，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墓壁画和龙门石窟北魏帝王出御图等。属于历史遗址和古建筑图则有：安阳殷墟图、古烽火台、赵武灵王丛台、灵渠、万里长城、秦始皇陵、高昌故城、张骞、古赤壁、古隆中等等。古建和文物复原图数量较少，有商代盘龙城宫殿复原图和汉代铜机弩复原图等。书法、拓片类如毛公鼎的铭文拓片、李斯的峄山碑拓片、钟繇、王羲之、张旭书法照片等。香港历史课本中的“意想图”，各版主张不一，有的采用较多的现代人根据当时史实绘制的想像图；有的则采用甚严，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用之。如前述现代教育研究社版《中国历史》，只在乙部课程叙述北京猿人的生活时，不得不用几张《北京人用火图》、《北京人采集图》和《北京人打猎图》等，但都在括号里注明“意想图”三字。对图画的编排处理，香港历史教科书一般都是严肃的。?统观香港各家历史教科书用图，有几个值得我们借鉴的优点：第一，在每册课本的封面或封二、封三，用文物图或历史遗迹图，集中编排，以概括本册所要讲的历史内容。例如，现代教育研究社出版的《中国历史》第一册封面，用丝绸之路的大幅图片和小幅的唐朝骆驼胡人俑、宋代花鸟画、元代的〖ZT)〗杂剧俑、明代皇后凤冠，分别代表所要讲的唐、宋、元、明各代历史。从学生一开始看到教科书，就饶有兴趣地渴望知道这些内容。龄记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历史》第一册，在封三上用彩陶、商代青铜器、战国战车、东汉铜灯和南北朝瓷器，分别概括这一册的历史内容。也起有同样地诱导对学生学习本册历史的作用。第二，在讲述具体每一朝的历史或某一具体历史事件、具体内容时，集中采用一批典型文物或遗址，以及有关人物和近代企业原照。如现代教育研究社《中国历史》第一册，讲述秦始皇“划一制度”时，用了整整四页十版文物和遗址图，印证秦朝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和建筑长城的丰功伟绩。龄记出版有限公司《新编中国史》(1)，用整整两版各各组成“商代建筑、货币和文字”和“商代手工艺品”专题，前版内容包括商代甲骨文上有关蚕桑的记载、商代骨贝、铜具、真贝以及商中期黄陂盘龙城宫殿遗址，后版包括商代玉器、陶器、石器、象牙器等等文物彩图。在其汉朝时期的课文中，则编排整整一版两汉青铜器实物彩色图片，包含甘肃武威的铜车马、博山炉、马踏飞燕铜奔马、南越王玺、鎏金铜牛、铜壶等等。现代教育研究社《中国历史》第一册中，对近年来秦始皇陵兵马俑的重大考古发现，亦有整整两版的彩色插图，包括发掘现场和现展厅、一号坑兵俑、车舆和御官俑、铜车马出土情况和复原图。属于历史专题集中用历史图片整版编排的，最典型例子是晚清洋务运动的若干照片集锦。在现代教育研究社《中国历史》第三册中，用了整整两页图版，集中编排了李鸿章、张之洞、恭亲王像，以及江南制造局炮厂、首批留美学生、湖北兵工厂、汉阳铁厂、唐山胥各庄铁路通车、上海轮船招商局所造轮船和兰州制呢厂厂房等，这些当时的历史照片，基本上反映了洋务运动的全貌。第三，香港历史教科书中，还有一类从历史的纵的发展脉络来反映古人某种社会经济或社会生活的系列彩图或黑白文物照片。这类整版图一般编排在乙部课程内容中。比如香港教育图书公司《中国历史》(二)，在叙述我国古代交通发展史时，用了一整版各朝车马文物图像，来给学生生动形象的实体历史教育。这些图片，包含安阳发现的商朝马车遗迹，东汉铜轺车，东汉独轮车墓砖画、唐代三彩牛车、明代陶像辂直到我国近代独轮车。这一系列图象给学生一个完整的我国古近代车马史的发展全貌，有利于学生形象地了解我们古代交通史。现代教育研究社《中国历史》第五册乙部课程中，则用三大幅色调鲜明的唐代舞马纹银壶、西安慈恩寺大雁塔、唐代胡服妇女图来反映唐朝和波斯、唐朝和天竺、唐朝和大食等等的文化交流。第四，香港有的历史教科书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图画编排，即在每一章前都配备一幅具有那一王朝或那一时代典型特征的文物或历史场景作为本时代的标志，给学生一种特别醒目的感觉。如现代教育研究社《中国历史》第一册，《传疑时代之中华民族》一章，配一幅奔腾直泻的山西壶口大瀑布，作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发祥地的说明。《商代?信史的开端》一章，用“殷墟出土的龟甲”一幅大型画面，用龟甲上的文字说明“信史”由此而始。《秦之一统》一章用一页气势磅礴的始皇陵兵马俑坑东端全景图。其第五册“现代”一章，用的是全页的孙中山全身铜像。孙中山为我国近现代三大伟人之一，完全可作我国近现代一段历史的代表。?目前，香港地区和我国内地的历史教科书，在图画编排方面，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因为经济条件的差别，香港课本的某些图画编排技巧，我们暂时还做不到，但他们的特色和长处，值得我们借鉴。?香港历史课本中的历史地图，采用量大体和我国内地相当。以《中国历史》第二册五代辽宋夏金部分为例，香港现代教育研究社版为13幅，香港教育图书公司版为9幅，人民教育出版社为11幅，台湾国民中学《中国历史》第二册则仅4幅。香港和内地历史地图所选历史地图内容标准也大体相同，包括五代形势图，辽宋夏形势图、金南宋对峙图等等。所不同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版《中国历史》比较重视我国各民族发展的历史，专绘有和辽、宋同时存在地在今我国新疆一带的西州回鹘和黑汗王朝地图。而香港的历史课本更为重视历代王朝的地方区制，因而现代教育研究社《中国历史》第二册，在宋则有《北宋分路图》，在明，则有诸王封国图。这只是在叙述重点和选材标准上的相异，各有特色。从地图的编排技巧看，香港课本大都用全彩，自然看起来区域和路线都十分显明。缺点是有部分历史教科书在绘制历史地图时，不够严谨，到90年代的课本尚没有在元朝疆域内画上我国宝岛台湾，在唐帝国疆域里也未将我国东北广大地区和西北一部分地区划归帝国的管辖范围之内。这不能不说是较大的失误。我们相信，香港的历史教科书的编纂者们，是会将这些问题妥善解决的。?众多的历史图表特色?
香港的历史课本一向重视历史图表。几乎每种历史教科书每册的书末都照例附有历代帝系表和历史大事年表。此外还有值得注意的几种表解：1.有些教科书每朝历史讲完后都附有该朝世系表。如香港教育图书公司《中国历史》第二册分别有唐世系图、五代世系图、北宋南宋辽西夏金世系图、元世系图、明世系图等。读者可用来对照那朝皇帝什么时代发生的历史事实和生活的历史人物。这样，使学生可知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和重要历史人物生活的较为确切的年代。2.有些图表是表解性的，使复杂的官制或田制一目了然。如上述教科书有一个“明朝中央集权官制图”，图解了明朝前后期中书省和内阁制的详细官职分工。该书还有一组隋朝和北魏、北齐、北周均田制的比较表，可以明显看出几朝均田制的发展和异同。3.另一类图表是综合型的，如朗文发展有限公司《中国历史》第一册乙部课程中附录二有一组“中国历代科技与发明简表”，极为简单明了地将我国古代天文历法、农业、水利建筑、冶金化学、数学、物理、医药学等诸项科技成就罗列在表中，一览无余。现代教育研究社《中国历史》第三册所列“洋务运动推行的主要设施表”，也起有异曲同工的作用。其他如香港教育图书公司《中国历史》(1)所列“魏晋南北朝分合图表”，“中国历史发展略图”，都用图表的编排形式将复杂的历史现象简略化，使学生易于掌握。?有些图表，明显是为预习和总复习用的。
应当声明的是，我对上表略作了简化。现在先不去管两表中的具体年代是否科学，只从编排形式上看，我觉得很有可取之处。这种表解式可以极大地方便学生记忆历史时代和历史事件的先后，帮助初学历史的初中一年级学生归纳和排列知识。这种形式，在今后无论哪一种历史教科书里，都可以多加采用。?
最后，还想谈谈教学与考试结合的问题。香港历史教科书四、五年级课本明确提出这是“会考本”，在编排时就加进了带有会考、高考的特色。在不妨碍正常的教学秩序下，在课堂习题中对照历年会考题的考核情况，我以为未尝不是一种有效地既提高学生业务水平而又加强他们应考能力的好办法。近年出版的文达出版有限公司在中四、中五的历史教科书的每章习题后，都对照着历年的会考题并作出比较。如该公司出版《中国历史》(四)上《商之社会与文化》一章有三道习题，各为回答商代宗教信仰、农商、工艺美术及文字情况。随后即附上1989年的会考题“试述商代的文字、信仰、商业及工艺制作四方面的概况”。两方面的题内容正相吻合，不仅提示了教科书的编写者关心会考的情况，编制与此内容相切合的练习题，同时也教给学生如何提高应试能力，把课堂所学和会考要求结合起来。该教科书这样的编排有若干例证。比如，《汉武帝的政治措施》一章，曾在1996年出过一道“分析汉武帝朝士人政府得以形成的原因”会考题，该章的习题便有这样两个内容：1.汉武帝实施了哪些巩固治权的措施。2.士人政府的形成与汉武帝尊儒措施有怎样的关系。课本习题和会考题密切相关。再如该公司《中国历史》第五册第三篇第五章内容为“明清两代传教士的东来”。章后的会考题及习题各为“试述明末西方传教士来华在介绍天文、地理、哲学和数学四方面的贡献”和“利玛窦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哪些重大的贡献?”就像上面这章，除利玛窦的贡献外，习题中还有另外两题：“明末清初传教士东来，是在什么背景下实现的?”“传教士东来对中国文化发展有哪些深远的影响”?这样的编排是否好?能否起到提高学生学习能力的作用?会不会产生应试心理的副作用?我想，对这些问题，实践会作出结论的。?上面从五个方面浅谈了香港历史教科书的编排特色以及对我们的启示。对各类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包括对外国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目前我国刚刚开始，这方面我个人的能力有限，又不可能见到所有已出版的香港历史教科书籍。这篇文章，只能算是一篇阅读散记，综合地说出对目前香港历史教科书的浅薄意见，仅供学界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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