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清华国学院重学问不重学位

　　清华国学研究院仅仅存在4年，而9月14日，清华大学为它举行80周年纪念大会。

　　“每年都要纪念它，好像它成立后一直运营了几十年一样，原因在哪里呢？”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岂之说。在该校一处小山坡上，可以看到王国维先生的纪念碑，上有陈寅恪先生起草的碑文，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在曾任西北大学校长的张岂之教授看来，这是清华国学研究院能够流传至今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它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经验：超越世俗事务，安心治学，执著的追求学术和真理。

　　“今天纪念国学研究院就是要学习国学前辈非功利的、执著的学术追求精神。”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强调，“虽然没有学位，但是国学毕业学生终身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并且作出卓越贡献”。梁启超先生总结这种培养方法是重学问不重学位。对比今天的学习风气，李强教授感到惭愧，“社会上流行的是重学位不重学问，一些混文凭的情况也很常见”。

　　作为一所独立的研究机构，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9月，不设学位，学制模仿中国书院和英国大学的制度，主要采用“导师制”，即强调学生自修，教师只担任指导。宗旨是研究“中国固有文化”，使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沟通，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四届毕业生共有70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被称之为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

　　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一两年就能成就？

　　梁启超与当时清华校长曹云祥的一段对话被人津津乐道。

　　梁先生向曹校长推荐陈寅恪，曹校长问：“陈先生是哪一国的博士？”梁启超回答：“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校长又问：“有没有著作？”梁启超回答：“没有著作。”曹校长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那怎么行呢？”梁启超说：“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却没有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陈寅恪先生不求功利，不追求发表文章，所以一旦有成果就是石破天惊的成果。“这体现出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和规律，不能通过急功近利地发表文章来体现它的价值。”李强说：“今天我们发表的论文确实不少，刊物也很多，但是究竟能留给后人什么价值呢？这值得思考。”

　　金岳霖先生1925年到清华教逻辑学，1927年写了第一篇与逻辑相关的文章，1936年才出版第一本逻辑著作。“他从读大学开始研究，到当了两年副教授以后才开始写书。”清华大学哲学系王路教授指出，作为专家，在专业上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让他感到疑惑的是，目前的大学老师成天为了申报项目、完成项目忙忙碌碌，“但真正在专业上的投入到底有多少呢？”

　　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为了评职称，教师们不得不拼命发表论文（著作）。一种原本应当自觉的学术追求因为功利化而为人所累，治学所需要的宁静和学术必须的积累，在种种功利的评价体系中难以为继。由此，中国政法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郭世佑呼吁：“导师有权拒填那些满天飞舞而且颇有难度的表格，尤其有权拒绝自撰关于‘学术地位’、‘社会影响’之类无异于诱导和纵容自吹、有损填表者尊严的表格。”他认为，那些了无新意、无病呻吟的论文、专著之所以层出不穷，在较大程度上是此类只重数量却轻质量的量化管理体制与无休止的功利性评比机制挤压和误导出来的。

　　对抗这种评价机制，尤需淡泊名利的洒脱和从容。在很多人眼里，上海交通大学的晏才宏老师就是这样一个悲情人物。由于没有论文，终年57岁的他只是个讲师，但其教学水平和师风师德广受赞扬。为评职称而拼凑论文的做法，晏老师不忍为之。在他去世3天内，上海交大校园BBS上，竟发表了学生千余篇悼念文章，学生还自发筹资为他出版纪念文集。“正是因为为评职称而拼凑论文的做法铺天盖地，晏才宏的悲情才使人震撼。”一位网友认为，那些靠写无用论文得到所谓的教授头衔的人与晏才宏先生相比，应该感到羞愧。

　　但是在台湾学者王道还看来，如今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只是职业的学术人，“任何一种东西只要变成职业就有内部的职业规范。”因此，几位学者对治学环境和这种职业内部要求的抱怨，王道还不以为然，“我觉得那都是必然会发生的”。学术成了职业，职业意味着饭碗。

　　“如果人们进行学术研究时，都将个人功利放在首位，将会失去勇气和激情，也不可能有长久的毅力，最终难有真正的成就。”张岂之教授说，同时，他希望能有相应的环境和妥善的措施使得人文科学学者能培养出追求真理的精神，能有从容的时间从事科研。“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不是一两年能够成就的，可能需要七八年，甚至20几年”。

　　量化的评价体制真的反对不了？

　　清华大学一位博士刚进校便得知要在核心期刊发表4篇论文，她感到很困惑：“选择所学专业是因为兴趣，知道自己积累很少，希望安心多积累一些东西，但是在读硕和读博士期间却有一些具体的量化要求。”

　　北京大学中文系温儒敏教授告诉这位博士，相对宽松自由的条件可以创造。但是，“不要反对它，有一些东西你反对不了，某种意义上表面可以支持它，要量化就量化，自己学院里面，自己系里面可以不那么量化。”他说，北大中文系不主张学生在读期间发表多少论文，但是也提倡多动笔。学生没有论文，老师可以替他说情，然后就过关了。

　　但是，这种说情能在多少所大学行得通呢？一些学生对学校的开明抱有怀疑：“光基础课、公共课、外语课和各种活动会就要占用我们多少时间！”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王路认为，对人才的培养，如果不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作为一名教师，王路希望大学能更多地创造一些比较适合大师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土壤和氛围。

　　谈论清华国学院意在反省治学方法

　　温儒敏教授认为，我们现在回到陈寅恪、王国维时代是不可能的，不能动不动拿王国维时代和现在比，但是，“学术精神可以发扬，一些学术方法也可以继承”。

　　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在清华讲座时说，“总共才4年，那么多优秀的学生，还有传说纷纭的四大导师，这是一个充满浪漫气息、略带哀怨的学术传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陈平原相信，当梅贻琦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很可能是早年主持清华国学院院务会议时，和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交往。“正是这一因缘使他深有感受：办大学，关键是要有学术专精且声名显赫的教授。”陈平原说。

　　“对大学来说，学术是第一位的。必须有好的学术制度、学术精神以及学术成果，这样，它才有可能长久，才有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与机遇。”因此，陈平原认为：“我们谈论清华国学院的故事，其实是在反省我们的教育体制，反省我们的治学方法，还有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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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国学研究院于1925年9月成立，于1929年撤销。研究院聘请著名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研究教授，另有讲师李济和助理教授赵万里、浦江清等人。国学研究院开办的四年中，毕业生共四届计70人，绝大多数后来成为知名学者，在文、史、哲等学科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如王力、刘盼遂、刘节、高亨、谢国桢、吴其昌、姚名达、朱芳圃、徐中舒、姜亮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