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赵沁平

    关于研究型大学，特别是要不要在我国推动形成研究型大学的问题，已有不少有见地、有不同主张的文章。有两个大问题，即我国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大学体系和如何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促使我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并发表了一些个人意见。与此同时，我也在一般意义上，从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人才战略和管理体制等几个方面思考了一些如何建设我国研究型大学的问题。本文主要谈我国研究型大学的科学研究。

    一、走出我国研究型大学的路子，办出我国研究型大学的特色

    世界上著名的研究型大学都具有高水平属性方面的共同特点，如一流师资、一流科学研究和一流生源等，同时这些研究型大学还具有各自的鲜明特色和优势。高水平和特色优势是这些研究型大学赖以生存发展、贡献社会、影响社会的两大法宝。历史上发生在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几次高等教育思想和高等教育体系的重大变革导致了本国高等教育质的变化，在不同时期带动了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时也把他们推上了世界强国的地位。这几次变革虽然时期不同，变革内容不同，但有三个共同点，一是变革发动国当时都处于成长为世界强国的关键时期，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变革有强烈的需求；二是都有一批有识之士进行长期不懈的教育创新；三是都形成了一批具有各国特色的，对世界各国大学办学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大学。

    如何在林立的世界强校中提升我国研究型大学的水平，走出我国研究型大学的路子，办出我国研究型大学的特色，这是摆在我国高等教育工作者面前的历史性课题。关于这一问题，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未来20年是我国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同样也是我国高等教育进行变革，产生质的变化，并且可对国际高等教育产生影响的历史机遇期。我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特别是2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六位，积聚了腾飞的潜力。我国有着悠久的文化、教育历史，有着至今影响世界的历史悠久的东方教育思想，有几十年不断进行现代教育改革与发展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同时，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了，社会对大学的要求和期望也不同了。总之，我国大学已处于类似当年英国、德国和美国大学所处的历史地位，因而获得了首次从世界东方发动高等教育思想和体制的新变革，形成了一批具有我国特色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为世界高等教育的新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历史机遇。

    二、基础研究是研究型大学科学研究的根基

    基础研究是人类对自然科学规律的发现过程，是科学研究最基础的环节。基础研究是科学研究的源头，是科技带动社会进步与人类发展的起点，从19世纪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到今天的广播电视及电子产品 ，从基因学研究到普遍惠及人类生活和健康的食品药品，任何人都可以深刻感受到基础研究对社会进步与历史发展的巨大贡献。美国国会和历届政府始终把基础研究作为保证其国家长远利益、保持其未来竞争力和科技领先地位的基石予以重点支持。

    世界著名研究型大学普遍重视基础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我曾与美国一所研究型大学的校长谈论学校的科研情况，他对我说他非常关心学校的科研经费总量，但是更关心来自政府和自然科学基金会的研究经费所占的比例。欧美发达国家也都把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国家基础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美国现有700多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其中大型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规模在2000人左右）有30多个，大部分建在研究型大学，或委托研究型大学管理。国际著名学术期刊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的原创性高水平研究论文中，2/3由大学发表；诺贝尔奖的授奖总数中，3/4由大学获得。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必须有强盛的国力，要有未来的竞争力，因此，必须在基础研究方面有一定作为。但是基础研究所需时间长，资金多，例如基因研究、宇宙探测、高能物理、基本粒子等。基础研究方面的竞争是实力的竞争，我们无论是已有基础，还是在可能的资金投入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都有较大的差距，这就需要我们根据国情国力慎重选择目标，有所为有所不为，同时将重大基础研究相对集中在少数条件好的研究基地进行。基础研究还需要自由的研究环境，需要源源不断的充满活力的科学技术人才，基础研究也是人才培养的可贵资源，因此欧美科技强国均把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基础研究的主要基地，使科技、教育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另外，我们所实行的课题制，其竞争主要应表现在承担者的水平和创新思想方面，而不应在已有大量建设投入的基地之间进行。基地应是对所有研究人员开放的。

    有的同志认为，就我国目前以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而言，我国研究型大学主要应在技术开发方面为国家作出贡献，不应强调基础研究。这一观点不无道理，问题是技术开发应当是我国每一所高等院校，至少是每一所本科院校的一个职能，每所高等院校都应当在各种技术开发和应用研究方面为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作出贡献。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应当有选择地进行一些重大的基础研究，这些实现国家目标的基础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主要应当依托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从事重大的基础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研究型大学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根基，也是研究型大学有别于其它类型大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这里想特别强调一点，我国的研究型大学在加强重大基础研究的时候，要更多更积极地参与大型国际合作科学研究项目，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科技资源，尽快缩小我国在基础研究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也是摆在我国研究型大学面前的一个课题。

    三、技术研究与开发是目前我国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的主战场

    技术研究与开发是把科学技术知识变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技术革命会带来社会生产体系的组织结构和经济结构的飞跃变化，进而导致产业革命。19世纪30年代蒸汽机的发明和普遍应用，带动了整个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革命性变革，使人类将传统的依赖于各种自然力的生产过程代之以人工动力，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形成了席卷全球的产业的革命，还有半导体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等很多例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技术研究与开发是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它有力地推动了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所以爱因斯坦之后最有影响的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说：“过去一百年全世界发生的变化比历史上任何一个世纪都多得多，其原因是基于基础科学的技术上的进展。”

    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今天，提高竞争力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国家和企业提高竞争力的主要途径不再只是结构调整、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而是更加依靠技术创新，并将创新迅速物化、商品化、产业化，以使其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技术改造难以跟上他们的创新，从而始终处于优势和主导地位。

    基础研究决定国家未来的竞争力，技术研究与开发直接影响今天的竞争力。就我国的发展阶段和实际需求来说，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都更加迫切需要大量的技术开发与创新。研究型大学的学科门类齐全，各类人才密集，研究环境良好，在技术改造、技术开发与技术创新方面具有优势。这些学校理所当然地应当急国家之所急，面向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把大多数科研资源投向技术研究与开发，为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为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作出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在技术研究与开发方面的作用逐渐加强。2002年，以高校为主体承担的国家863课题总数占启动课题总数的48%。在863计划6个领域中，除能源领域外，高校获得的经费支持比例均在40%以上，在每个领域承担任务的高校数均在20所以上，特别是在信息、生物、新材料领域中承担任务的高校近50所，这些学校绝大多数是设立了研究生院的科研水平较高、科技实力较强的高校。2002年，高校获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分别占总数的78%和49%，全国高校共申请专利6118项，其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9所高校共申请1983项，占32.4%。这些数据表明，我国高校，特别是一批科技实力较强的高校已经成为我国技术研究与创新的生力军。相信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形成与发展，必将为我国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的快速提升提供强大的、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支撑。

    四、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是我国研究型大学的特色

    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而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必然途径和手段。只有将实验室产生的科技成果进行必须的转化工作，应用于现实生产过程或形成产品，并将其产业化，科学研究才能真正服务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才能切实起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

    欧美发达国家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普遍重视其科技成果的转化和转移工作。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硅谷”，成为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动机。麻省理工学院等一流大学支撑了128号公路两侧林立的高技术工业园区，形成一个以发展微型计算机为中心的商业技术区，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我国高校普遍对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工作高度重视，有大量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从事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工作，源源不断的技术成果向企业转移，为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新经济增长点的产生作出了重大贡献。目前我国已有国家大学科技园43家，遍布27个省（市），全部依托科技实力较强的大学。2002年，43个大学科技园投资总额为297亿元，其中学校投资69亿元，吸收社会投资200多亿元，园中已入住的企业数近5500家，在孵科技企业数2500多个，入住企业开发生产的重点新产品数超过3500个。到2003年5月底，高校上市公司40家，其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9所高校拥有30家，占总数的75%。高校通过转化与产业化吸收了社会资本以后，一部分再次投入技术研究与开发，使高校科研经费投入进入了良性循环。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同时还培养了新型创新创业人才。我国研究型大学通过建设大学科技园，兴办科技企业已经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急需的工程型和经营性人才。此外，发展科技产业对高校在了解市场需求、调整学科和专业结构、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较我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研究型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工作，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重要区别，这就是欧美发达国家研究型大学主要是通过向企业转让专利和鼓励教师到企业兼职来实现其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我国大学除了技术转让和教师在企业兼职以外，还通过参股、控股，甚至全资举办科技企业来进行科技成果的转化与产业化。也就是说，我国高校在更为直接地从事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工作。对此，我国高等教育界有不同的意见，国外不少一流大学的校长也持异议，并且态度鲜明地告诫我们要注意大学的本质使命。

    我认为之所以导致上述情况，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处于从农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绝大多数企业不仅创新能力非常薄弱，不能实现经济竞争所需技术的内部供给，而且引进专利，进行二次开发的力量也不足。加之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秩序尚有待完善和健全，相当多的企业只有在可不承担风险而又有望获得丰厚收益的条件下才会选择采用新技术。这样，为了实现科研工作的最终价值，为经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许多高校就自筹资本自行创办科技企业或经营实体进行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
二是科技进步加快，国际竞争加剧，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加依靠技术、产品的创新，社会对大学贡献的需求和期望提高，导致大学的产出和对社会贡献的形式发生变化。早期高校对社会的贡献只是人才贡献，不断向社会输送具有一定专门知识的人才；高校从事科学研究以后，开始对社会作出知识贡献，向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和知识。随着企业竞争力提高越来越依靠创新，社会希望高校不仅贡献单纯的知识，还要把知识转化成生产力，作出转化的贡献，因此现代高校对社会的贡献是人才、知识，以及科技成果转化，或新的经济生长点贡献。在人才培养方面，早期高校只是向学生传授知识，学生主要是在课堂学习知识。后来不仅向学生传授知识，还要培养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需要实践，需要一定时间走出课堂进入实验室、企业和社会，通过实践进行学习。今天，社会更加需要创新和创业人才，这类人才必须通过教学活动和科技活动两种途径进行培养。在科学研究方面，高校早期成果主要是学术论文，后来有技术成果、技术专利，现在又出现成果转化和孵化企业。高校培养的创新、创业人才带着自己的成果和专利到大学科技园，一、两年就可以孵化出一个企业来。上述这些变化说明高校社会的贡献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高校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越来越直接。

   变革本质上讲是突破，是对现有事物、秩序和习惯的突破。重大变革需要社会生产力发展对突破的需求，也需要产生突破的条件、时机和积聚的动力。国际上发生的几次高等教育思想和体系的重大变革都说明了这一点。正是上述两点使我国研究型大学在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发生变革，走出自己路子的条件和机遇。我国高校要深刻地变革教育思想，不断地进行办学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创新，包括规范校办科技企业的管理，相对隔离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完善对企业的资本投入和撤出机制等，主动适应和促进高校对社会贡献的变化，从而满足社会对高校不断提高的需求。

    五、公共政策研究与政府决策咨询是研究型大学的重要职能

    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制定，直接影响社会的发展、政府的行政效率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公共政策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它的跨学科性。公共政策的制定，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必须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和广泛的决策咨询，才能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我国一些科技实力较强的高校学科多，综合性强，不仅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方面具有突出的研究能力与优势，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也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同时人才密集、思想活跃，这些特点使得这些高校在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和开展软科学研究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高校一直参与公共政策与政府决策咨询工作，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咨询，已成为各级政府重要的“智囊团”。据统计，高校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中的立项数、经费数、获奖数均达到2/3左右，为我国的改革开放、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入学习，我国各级政府对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化越来越重视，政府决策的程序越来越规范化和法制化，公共政策研究、软科学研究和政府的决策咨询量也越来越大。我国高校，特别是科技实力比较强的高校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更加主动地为政府提供公共政策研究、软科学研究和政府决策咨询，把它作为研究型大学的重要职能和为社会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

    未来2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机遇期，也是我国形成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历史机遇期。我们要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和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要抓住社会发展给我们带来的历史机遇，坚持不懈地进行改革创新，走出符合国情、符合时代、符合当今社会需要的自己的路子，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也为国际高等教育的新发展作出贡献。

（原载《中国高等教育》2003年第15—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