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我来自农村，我也想回去，发挥自己的能力，做点实事。可我们能做什么呢？农村没有工作提供给我们啊。

　　一方面是农业专业专科生回不去农村，另一方面，回到农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却想着离开，频频“往外跑”。

　　比起“飞鸽牌”大学生村官，农村更需要“永久牌”大学生村官”。

　　如果可能，刘建一点儿也不想从江苏滨海的农村离开。

　　这个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畜牧兽医专业的毕业生，原本是打定主意“想在这儿干出一番事业”，才选择毕业后回到农村。家禽疾病诊疗、疾病防控、畜产品卫生检验……专业出身的刘建很快上手，跟着当地的大学生村官，为村里养殖户支招。

　　可他没有“身份”。村里的人客气点的，会喊他“小刘”，一些不熟悉的人会直呼他“那个打工的”。虽然每天忙到“一沾枕头就着”，他的收入却是“提都不想提”。

　　他没有资格考取大学生村官，只能以“打工者”这样一个“没什么可能性”的身份融入农村。尽管，带领当地老百姓发展农业、好好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是他的“一个愿望”，但“看不到未来”的刘建还是在坚持两年后，选择离开。

　　刘建的离去让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副院长蒋春茂惋惜不已。“像刘建这样的学生能留在农村多好啊！他们大多出身农村，对农业和农村有感情，还有专业知识能切切实实地帮助村民，更重要的是，安心留在农村正是他们想要的。”

　　“新农人”难回村？

　　“村官干不了，要是只给大学生村官当‘参谋’，没政策扶持，能干多久呀！”该院动物医学院副教授刘明胜很能理解学生刘建的选择，在这位带过多届毕业生的班主任看来，类似刘建的毕业生有很多，“他们有技术优势，而且都在最艰苦的环境里锻炼过，有能力胜任大学生村官”。

　　之所以这么讲，和这些“新农人”经历的锤炼有关。比如眼下，刘建的师弟师妹就在经历一场“试炼”。这些准“新农人”被派到了一个大型养鸡场，每天在37摄氏度的高温里和鸡打交道。

　　他们的工作强度很大，工作时间不固定。学生吴紫雁和祁建丞都常常需要半夜反复起床，检查育雏舍的温度和湿度。到了白天，在平均气温达37摄氏度、湿度达60%的育雏舍，这些学生需要穿着浅蓝色厚厚的工作服，为小鸡注射打针。

　　鸡笼有高有低，吴紫雁时不时踮着脚，时不时又弯着腿，才能准确注射。这么一通折腾下来，手臂酸痛已是常态，而浅蓝色的工作服甚至被汗水浸成了深蓝色。

　　这些活儿不止是辛苦那么简单。人工授精时讲究授精效率，照蛋更强调眼疾手快，为了给学生补充技术知识，每天白天劳作后，刘明生和其他老师都会给学生继续授课。“讲实际的内容，最新的技术，临床能用的，基层也能用的。”就算只是捡蛋这样看似简单的活儿，也需要在捡时有快速分类的意识。

　　“养殖场怎么管理运作，具体的技术环节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还有各项专业知识的补充，只有经历了这些，才能真正回到农村服务好村民致富。”刘明生说。

　　话是这么说，可现实却不尽如人意。《江苏省教育厅就业白皮书》显示，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毕业生的就业率在近4年都维持在99%以上，与之相对的是，这些就业的学生“基本上去了生产一线，回到农村的人却不多”，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曹斌介绍，除去专升本、专接本的学生，近一大半的毕业生会进入城市的大型养殖场或从事兽药、饲料、生物制品的生产或销售工作。

　　这一批批“新农人”回农村的路，到底哪儿被堵了？

　　“我来自农村，我也想回去，发挥自己的能力，做点实事。可我们能做什么呢？农村没有工作提供给我们啊。”吴紫雁说，自己和室友聊过工作，畜牧养殖虽然辛苦，但大家还是“很愿意从事本职工作”，可是，“除了去养殖场，我们想不到还能去哪儿”。

　　村官“往外跑”涉农学生越变越少

　　“新农人”却难回村，这让蒋春茂忧心起涉农专业学生的就业与招生。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近年来农业类专业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少，不少学校招生都成了难题。“学农本就比很多专业都辛苦，若是还没有一个好的前景，未来学校该拿什么去吸引这些准新型职业农民？”

　　事实上，如今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为应届毕业生开设的招聘会，入场企业都要求注册资金不少于500万元，提供给学生的工作月收入不能低于3000元，受过专业训练的毕业生就业的情况自然不差，但回农村这个“更大的舞台”，却变得“越来越难”。

　　这就像一个“围城”。一方面是农业专业专科生回不去农村，另一方面，回到农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却想着离开，频频“往外跑”。

　　蒋春茂注意到，很多学习小语种、工科专业的学生都选择成为大学生村官，“在基层工作确实能给他们很多锻炼，但是他们的专业知识却很难派上用场，而且大多任期一满，就选择离开，考取城里的公务员等”。他甚至听说，曾有学导弹专业的学生回农村当了大学生村官，“术业有专攻，他们去了也得从头学起，怎么快速带领村民转型新型农民，发展新农业呢？”

　　类似的感受，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吉文林也有。这位涉农专家曾给一个大学生村官培训班授课，一堂课后，他问这些刚刚当上村官的年轻人，“你们未来的想法是怎样的？想离开农村的请举手”。

　　结果，接近100人的班级有差不多90个人都举了手，“他们都没定下心来啊。”吉文林叹了口气说，有村干部曾告诉他，村里来了一批批大学生村官，都是“最初有那么一股劲儿”，没多久，“要么就忙着考研，要么就忙着考公务员”。到最后，往往是“刚刚适应农村的工作，就要走了”。这样不停的折腾，“受影响最大的，还是农村和村民”。

　　更为重要的是，“比起‘飞鸽牌’大学生村官，农村更需要‘永久牌’大学生村官”。吉文林认为，一些大学生村官其实并不适合在农村发展，也没有做好扎根农村的准备。

　　在他看来，农村年轻人外流，剩下的全是儿童、妇女和老人。农村没有致富手段，农业发展陷入瓶颈，若是长久得不到解决，种地养殖的人越来越少，未来，“谁来种地”这一问题将格外凸显。

　　“农村更需要踏踏实实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大学生村官。”吉文林有一个设想，这些大学生村官，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带领农民一起发展新农业，转型“新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