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北京火车站前，民办高校的招生大战打得热火朝天。 

　　民办高校招生无序激战

　　鼓动老生拉新生，伪造报纸头版头条，派出“招生间谍”……

　　编者按：又是开学的日子。成千上万高考的幸运儿们带着胜利的微笑和对新生活的无限憧憬，走进“正规”的大学校门。而对于众多落榜者来说，除了寒窗苦读来年再考以外，也有相当一批人选择了民办高校，选择在那里实现自己的大学梦。

　　以其“登记入学、宽进严出、自主择业”的特点，民办高校曾被人视为代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然而，从第一所民办大学诞生起二十多年过去了，人们始终以一种狐疑的目光打量着它们。而民办高校自身所存在的诸多问题，诸如弄虚作假欺骗学生等，更是进一步破坏了它在普通人心中的形象。

　　那么，到底是什么在制约着民办高校的发展壮大？民办高校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它的明天在哪里？读民办高校的学生到底有没有希望？

　　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将关注的目光投入到这个令普通人陌生的领域。我们发现，尽管存在着众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令人触目惊心，但是，随着政策的转变和观念的更新，民办高校领域正发生着积极而深刻的变化。而民办高校学生们忍受挫折和歧视的能力，对梦想的执着和坚定，也令人顿生敬意。

　　毕竟，“精英”式的高等教育模式最终会向大众化教育转变。毕竟，每个人都有通过受教育实现心中的梦想的权利。而这，正是民办高校存在的价值之所在。

　　老生拉新生一个６００元

　　“到北京去读书吧，那里有发展。”于锋热切地对今年高考落榜的潘平说。

　　在北京一所民办大学读书一年之后，于锋回到老家，对同乡潘平作了这样的鼓动。这样的话他还说给了他所认识的其他落榜生。

　　“这是学校要我们这样做的，”于锋说，“老师让我们回老家动员亲戚朋友到我们学校上学，说每找来一个新生就可获得６００元的劳务费。”

　　于锋把它当作暑期的勤工俭学。他想，做成了有点收益，做不成也没什么损失。但对于于锋的学校来说就没这么轻松了————因为招生的多少直接关系着一所民办大学的生死存亡。

　　早在四、五月份，于锋的学校就开始了招生工作。“五一”长假，学校动员老师和学生回老家“宣传游说”，到了七月份，学校进入“全民动员”的状态，“一切以招生为重”成为校领导的口头禅。

　　这场生源争夺战在七、八月份达到了白热化。

　　在北京火车站和北京西站，不少学校派出更多人马做接站工作。一位工作人员说，去年有不少学生报了他们学校的名，但到了火车站后被别的学校半路“劫”去了，今年不得不加强。记者在北京火车站看到，有一所学校居然请了一批穿“经警”服装的人来接站。

　　最后到底能招多少人，各个学校都没有底。一位负责招生的副院长说，他每天凌晨四五点钟睡觉，早上七点多就得起来，“学校下一年日子过得怎么样，就靠这几天招生工作的好坏了”。

　　“幸福时光”已经远去

　　比较而言，几年以前真是民办大学的“幸福时光”。北京培黎职业大学常务副校长许根琬说，１９９８年是日子最好过的，高中毕业生增多，高校又没扩招，民办大学根本不用什么宣传，在屋里坐着等学生上门就行了。

　　但是随着高校的扩招，民办大学的生源急剧减少。另外，这两年一大批公办院校办起了培训班，进行计划外招生，挤占了民办大学的空间。面对着有限的生源，民办学校的招生大战也就在所难免。

　　这场“大战”的爆发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民办大学发展到这个阶段，一批有市场意识的学校浮出水面。而资本的进入、新生代民办大学的出现，必然要求最快最大限度地抢占市场、争夺生源，这也带动和迫使其他民办大学加入竞争的行列，无疑加剧了招生大战的激烈程度。

　　无序的竞争

　　到目前为止，这种招生方式的规范还没有完善地建立起来。一位民办大学的副院长承认，当前的招生大战是“无序的、不规范的”。

　　记者在北京火车站前的咨询点曾看到这样一幕：一位招生人员向学生家长介绍自己的学校在东方大学城，家长问东方大学城在什么地方，招生人员说在廊坊，家长有点诧异，说那儿是河北省，离北京太远了，招生人员非常肯定地说：不远，廊坊紧挨着北京，开车的话半个小时就到这儿了。

　　其实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即使自己开车，从廓坊到北京站也不可能半个小时就到，何况绝大多数学生只能坐公共汽车或火车。

　　前不久，中国消费者协会在“揭谎月”的活动中揭露了４则虚假广告，其中就有北京前进大学（民办）在招生简章中，发布虚假信息，欺骗消费者。

　　日前暴露出来的陕西安康经贸管理学院作假一事更让人震惊。该学院在宣传材料上居然伪造了《安康日报》头版和人民日报社文件。在假的《安康日报》头版版面上，头条是题为《耿耿丹心育栋梁潇潇春雨润桃李————安康经贸管理专修学院巡礼》的一篇配图消息，报眼位置是篇题为《安康经贸学院以特色求发展》的消息，另外还有篇介绍学院成功经验的署名文章。宣传材料还伪造了一份“人民日报社人才交流理事会”红头文件，该文件称理事会将为学院学生提供存档、就业、出国等方面的服务。

　　北京一位记者调查后发现，由于大多数民办高校的教师都是兼职的，许多教师都同时在几所民办高校任教，于是出现了一些学校授意教师到其他学校拉学生的情况。学校公开承诺，不仅给拉来学生多的教师回扣，还可以低职高聘，也就是说，如果一位讲师在招生工作中表现突出，下学期便可以享受到副教授的任职待遇。

　　据一位教师讲，他所在的学校就有一位教师向校领导保证，下学期开学，他可以从另一所民办学校带来上百名学生，其混乱状况可见一斑。还有一些兼职较多的教师，准备从甲校把学生拉到乙校，从乙校把学生拉到丙校，再从丙校把学生拉到甲校，从中赚取回扣。

　　有的民办高校还派出“招生间谍”，到其他学校探听招生情况和招生经验甚至实施“破坏”。

　　一所学校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防特反奸特别小组”，他们介绍，去年招生期间，他们共查出外校来的探子１００多拨。有的不惜交四五千块钱学费，然后混到学生宿舍里做“策反“工作。对新生说这个学校不好，应该换所学校。还有的甚至说这里风水不好，让人口干舌燥，要赶快避开。这是典型的“恶性竞争”。

　　竞争出强者？

　　目前招生大战中的无序性是规范缺失的结果，在这方面主管部门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人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一年一年地上演，不希望看到一个又一个学生被误导、耽搁。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不少问题的出现其实有更复杂的原因，往往与民办大学地位和困境相关。比如很多学校在招生简章中都把校名中的“研修”、“专修”等词去掉，这当然不符合规范，但这跟长期以来政策歧视、观念歧视在民办学校心中造成的阴影有关。

　　一位教育学者指出，民办大学招生大战中的问题虽然较多，但不能因此而将其全盘否定。事实上，当我们看到一些学生考上了公办大学却弃之不读，跑到民办学校学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时，当我们看到哈佛大学、早稻田大学的崛起及其对国家的贡献时，就应该明白民办教育对于我们的意义。

　　其实透过激烈的招生大战，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让人振奋的变化。比如竞争促进质量的提高，一些学校开学时派专车把外地的学生接到北京，使学生免受旅途之苦。还有在北京的民办大学中，吉利大学的硬件占有明显的优势，成为吸引生源的一大砝码后，另外一所学校说：我在两年之内要超过吉利。他们坦言，如果没有这个对手，也许就不会有如此大的想法。

　　意义最为深远的是另一种变化，即在这两年的招生大战中，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也就是说，越好的学校招的学生越多，越差的学校越招不到学生。这样的后果就是优胜劣汰，就很可能通过激烈的竞争和残酷的锤炼诞生出“中国的哈佛”。

　　这可能是这场大战最有价值的地方。



　　民办高校：死，或者生？

　　“北京１２０多所民办大学，可能有三分之一撑不过这个冬天。”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２００１年８月，记者奔波于北京十几所民办大学之间，多次从不同的人口中听到这个说法。

　　时间进入２００１年的时候，北京民办高校的分野已经越来越明显。以吉利大学等为代表的“新生代”学校发展迅猛，而一大批老牌民办学校却举步维艰，相当一部分学校根本招不到生，北京登记在册的１２０余所民办高校里面，有实际招生能力的只有３５所左右，不足三分之一。

　　“这说明民办教育出现了激烈竞争并呈现优胜劣汰的局面。”全国民办高教委常务副主任、北京海淀走读大学常务副校长陈宝渝说。

　　对全国最早一所民办大学北京自修大学的创办人李燕杰来说，话就不能说得如此轻松。北京自修大学曾经是最辉煌的民办大学，在全国有３０多所分校，号称毕业学员３０多万人。１９８４年，邓小平同志为该校题写了校名。

　　“从１９９３年开始，自修大学的招生就年年下滑。”北京自修大学新经济学院代院长冯俭对记者说。今年，北京自修大学与海淀走读大学培训学院联合办学，成立新经济学院，招生情况才有一些好转。他透露，目前新经济学院的报名人数已接近４０００。

　　而在差不多相同时间里，北京科技学院副院长周孟奎对记者说，他们学校的报名人数已超过３万人（实际就读者按惯例约为１／１０）。除此之外就是去年才成立的吉利大学，招生人员称报名人数已超过１万人。

　　周孟奎认为，北京科技学院和吉利大学都是“新生代”民办大学的代表。而海淀走读大学、东方大学、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原称中国科技经营管理大学）、燕京华侨大学等则被认为是老牌民办大学。

　　老牌民办大学发展十几二十年，为何始终长不大，不但不具备丝毫与公办大学抗衡的实力，反而迅速地被“新生代”取而代之？

　　为什么生，为什么死，这是一个问题。

　　无法逾越的“体制内”优势

　　１９８４年９月的一天，北京海淀区成府路小学分校来了一个老头，要求租用学校的几间教室。学校负责人问他租教室干什么，他说是办大学，所有的老师都惊讶得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个老头就是海淀走读大学创办人傅正泰，原清华大学教师。几天后，海淀走读大学就在这所小学里开学了。启动资金是傅正泰从清华大学一个研究所借的５万元。

　　几乎每所老牌民办大学都有这样的艰苦创业故事，而且情节惊人地相似：几个退休或将近退休的老教师一拍即合，东拼西凑弄点钱，租几间教室就开张了。

　　这些只有一两间教室、几个临时聘请的老师的“麻雀大学”就这样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艰难地生长起来，北京很快成了全国民办大学数量最多的地方。

　　发展是艰难而缓慢的，从一开始，民办大学就面临着不利的政策处境：国家不承认大多数民办大学的学历，学生要获得文凭需参加自学考试或学历文凭考试；不纳入高等学校招生计划；毕业后不能进入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就业，不能进入干部编制；甚至，坐火车也不能享受半价待遇；招生只能招公办大学不要的“高考落榜生”，毕业后自谋出路。

　　然而，有教无类、登记入学、宽进严出、自主择业，民办高校天生的这些特点，不正是高教改革的方向吗？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不都是这么办的吗？

　　方向上的正确性并不一定能在市场上获得认可。十几年过去了，人们发现，生存得最好的民办大学，几乎都是获得国家学历承认的大学。到２００１年，北京的民办大学只有海淀走读大学一所在校人数超过万人，而海淀走读大学是最早获得国家文凭承认的民办大学。

　　只有对中国的双轨体制有深刻了解的人才能明白公办大学文凭的含金量。高考绝不仅仅是大学的招生考试，更重要的是国家选拔人才的考试，考生一旦被公办大学录取，就意味着进入了“体制内”————进入国家干部编制，旱涝保收的薪金，比较好的职业和政治前途。

　　当这种巨大的体制优势转变为招生上的市场优势时，民办大学的方向正确性就如同画饼充饥一样不堪一击。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如果国家双轨制的人事制度不改变，高考作为国家人才选拔考试的功能不变，民办大学的处境就很难有大的变化。如果说民办大学这几年有了一些发展的话，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体制外人才市场的存在和逐步壮大：民办大学的毕业生大部分都只能去民营企业。

　　海淀走读大学副校长刘林说，目前来看，获得学历承认和统招还是民办学校的目标，这与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相关。他说，高等教育的发展分三个阶段：精英化阶段，适龄人口受高等教育占１５％以下。大众化阶段是１５％—４０％，普及化阶段达４０％以上。我国的目标是２００５年达到１５％。只有高等教育到了普及化阶段，“有教无类，宽进严出”才可能是民办学校自己的选择，而不是被迫的选择。

　　在这样的情况下，民办大学的发展成了一个悖论：民办大学存在的价值，是因为他们作为体制外教育力量的存在。如果一流的民办大学的目标是变成一所三流的公办大学，还办它们干什么呢？

　　作为朝体制内发展的一个极端，海淀走读大学在很多时候就成了人们“诟病”的对象，它不但得到学历文凭承认，纳入统一招生计划，还在别的地方享受很多政策优惠，比如，它的用地是海淀区政府无偿划拨的，它的管理层有干部编制。所以，有时候它干脆不被当作民办大学对待，北京市的主管部门召集民办大学开会，海淀走读大学一般是不参加的。别的民办大学也不把它当同类，一半是不以为然，一半是妒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