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专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杨灿明

　　杨灿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常委、校长。1963年生，汉族，湖南桃江人。1983年毕业于湖北财经学院财政专业；1986年中南财经大学财政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1996年中南财经大学商业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财经和政法天然就是一体

　　陈志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从名字看比较复杂，像是多个高校合并后的命名。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学校的发展历史？

　　杨灿明：学校成立于1948年，正值解放战争时期，但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当时中共中央中原局在河南宝丰，局领导邓小平、陈毅、刘伯承等想到，要开始着手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人才了。中原大学由此成立，校址就在河南省宝丰县。中原大学成立没几个月就随军转移到了开封，借用河南大学的校区，1949年又随军南下到武汉。

　　学校的历史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从1948年到1953年的中原大学阶段。这一阶段学校换了好几个校址，宝丰、开封、武汉，这时的学校主要是为新中国建立培养急需的人才，学习是短期速成的，几个月就结业了。

　　第二阶段是院系分离阶段。中原大学本来有四个学院，财经学院、政治学院、教育学院以及文艺学院。1953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教育学院和文艺学院就此分离出去，教育学院后来发展成为现今的华中师范大学；财经学院和政治学院分别变为中南财经学院和中南政法学院，在同一个校园里一南一北办学。这一时期，学校出现第一次院系分离，它与全国院系调整的大背景是结合在一起的。

　　虽然此时学校院系分离，但学校的专业实力在加强。以财经专业为例，中南财经学院是在当时中南五省一些著名大学（包括湖南大学、广西大学、南昌大学、河南大学、武汉大学等）的基础上成立的，各个大学财经专业的师资、图书等资源全部聚集到一起；中南政法学院同样，汇聚了中南五省一些著名大学（包括中山大学、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政法专业的资源，其中中山大学法学专业作为全国最早的法学专业，也全部汇入了中南政法学院。

　　在这一时期，虽然财经、政法两兄弟院系分开了，但同时也分别吸收了中南地区一些知名院校的资源，所以此时的中南政法学院和中南财经学院在整个中原地区的实力是很强的。

　　可以说，1948年到1953年的中原大学阶段，学校的红色基因生成，这也成为学校的重要特点之一；而1953年的院系调整则真正实现了现代大学的建立和运作，使学校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隶属于财政部的中南财经学院和隶属于司法部的中南政法学院被下放到湖北省。湖北省政府认为两所学校分别运营成本较高，合并以后可以接受，所以中南财经学院、中南政法学院以及一个政法干校、武汉大学法律系合并成为省属综合性大学，即湖北大学。

　　第三个阶段就是文化大革命阶段。受文革影响，湖北大学发展受到了冲击，面临停办危机。最后经过努力，财经专业降格，政法专业取消，湖北大学被降格为湖北财经专科学校。当时全国有18所财经院校，最后只保留了两所，一个是辽宁财经学院（今东北财经大学），另一个就是湖北财经专科学校。由于是专科学校，有的人认为这不算一所大学，只能算半所，所以也有版本说18所财经院校最后只留下了一所半。有时我跟学生们开玩笑说，你别看当时只有半所，但经过我们几代人的努力，这半所后来成了教育部直属“211”重点建设高校。

　　改革开放以后，学校进入第四个阶段。这一阶段，学校与国家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1978年，学校恢复了本科招生，77级考生也是1978年春天入学的。这个阶段，学校元气恢复，把各地分散的师资聚拢并进一步引进新的师资。改革开放刚开始，湖北财经专科学校就更名为湖北财经学院；1984年，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独立出来，成立中南政法学院；1985年，湖北财经学院更名为中南财经大学。中南政法学院挂牌比中南财经大学稍微早一点。

　　陈志文：小平同志特别重视法制建设。1986年，北京政法学院改名中国政法大学，小平同志题写了校名。

　　杨灿明：对。中南政法学院更早一些，1984年就挂牌了，中南财经大学是1985年挂牌，兄弟俩又分开了。2000年，财经、政法合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正式组建。分分合合，始终是一家人。

　　学校名称确实是长了一些，但是如果了解学校的这段历史，就会觉得没有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校名代表了历史的延续和传承。

　　习近平同志在2006年写过一篇文章，明确表示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认为财经和政法天然就是一体。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校名是合适的。

　　陈志文：在我看来，中央财经大学以及中国政法大学都是特点很鲜明的学校，但是财经政法的结合，你们是独一份。

　　杨灿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纠纷都会涉及到经济利益，反过来任何经济管理行为也需要依法依规，所以两者天然是一体，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

　　陈志文：不仅如此，财经政法融合是当前社会发展和学科发展非常清晰的趋势之一。

　　杨灿明：您说得太对了。我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现在高校为什么强调宽口径，厚基础，大类招生。

　　工业革命以来，大学学科专业分得太细，大家的知识面越来越狭窄，所以解决实际问题时就会受专业局限性影响。这些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往往不是学经济学的，而是学数学、政治学、法律学以及心理学的人。现在进入学科综合的时代，学校应该克服同质化办学，实现特色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学校反而有优势。

财经和政法的融通是学校特色和优势

　　陈志文：您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毕业的，几乎一辈子生活在这所学校。如果让您向别人推荐和介绍学校，您会怎么说？

　　杨灿明：第一，我们学校根红苗正，具有纯正的红色基因。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创办的大学，所以一定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在立德树人方面保持政治上的定力和立场。

　　学校发展恰逢社会经济建设及法制建设高速发展的时期。中国要实现“四个全面”，关键要解决经济如何发展及社会如何治理两个问题。2006年习总书记讲到，市场经济和法制经济是一体两面。我们学校的重点是财经和政法，恰好契合当前社会发展需求。

　　第二，学校“顶天立地”，一方面关注前沿发展，另一方面也特别接地气。学校的经济学以应用经济学为主，同时也很强调管理学和法学等应用科学。学校特别注意问题导向，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培养学生，学生更契合市场需求。同时，因为学校财经和政法的融通，所以财经毕业生比外校学生多懂一些法律，法学毕业生则多懂一些财经知识。

　　陈志文：专业设置上有什么特色？

　　杨灿明：学校很早就开设了三通课程，经济学通论、管理学通论及法学通论，这是所有专业学生的必修课；此外，学校还有很多第二课堂、第三课堂将财经政法融合在一起。

“双一流”建设更实际、更科学

　　陈志文：1999年大扩招以后，中国高校开始规模化扩张。现今提出的“双一流”有时代大背景，我们可以理解为“双一流”是211、985的升级版，也可以理解为“双一流”的主要目的是推动学校走特色发展之路。您怎么评价“双一流”建设？

　　杨灿明：985工程是1998年5月4号提出的，虽然用的是数字代码，讲的却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211工程是面向21世纪建设100所重点大学；现在的“双一流”，就是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这三者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要实现高校从规模扩张到内涵发展、质量提升，另一方面要实现由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的转变。

　　但“双一流”有所创新、有所进步，它不但强调一流大学，还强调一流学科。因为有些大学整体而言很难实现世界一流，但是它的某些学科非常突出和优秀，“双一流”建设也会助推这些学科发展。“双一流”更实际、更科学，这是我的评价。

　　陈志文：一流学科建设，实际上是鼓励更有特色的学校去发展。

　　杨灿明：没错！一些非教育部直属的地方院校也能够得到发展平台和机会。

　　陈志文：其实这些年985、211是有很多争议的，您怎么评价985、211？

　　杨灿明：十全十美的事是没有的。要想把理念落地，就需要具体的形式和路径，如果不推行985、211工程，那我们该如何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高等教育建设需要抓手，985、211工程虽然也有弊端，但我认为利大于弊。

　　陈志文：尤其90年代211工程启动的时候，国家真的财力有限，只能拿出一部分钱先扶持一部分学校，它的不足之处可能是简单划块，但这是时代特点，今天看来，当然是弊端。但我认为211工程对中国大学地位、质量的提升建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杨灿明：您看得比较准，当时确实如此。高等教育如果一定要做到非常精密，发展时机就错失了，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所以国家必须抓住这个机遇，哪怕有一点不完善也没关系。

　　另外关于经费，我是这样看的。我觉得985、211工程类似于经济特区，以政策扶持为主，提供平台和空间，高校自己发挥特长和优势，汇聚资源资金、谋求发展、改善生源，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所以总体来讲，我认为还是利大于弊，是成功的。

学校“双一流”建设

功成不必在我，要久久为功

　　陈志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也在“双一流”启动名单里，学校的一流学科定的是哪个？

　　杨灿明：最开始教育部让我们申报时，是可以报学科群的。我们报的是法和经济学科群，涵盖两个一级学科，即法学和应用经济学。这个建设方案报给教育部，通过专家评审之后，教育部也批复了。后来教育部又公布了一流学科的名单，学校上榜的只有法学，依据是法学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排名相对靠前。事实上，现在几乎所有的兄弟院校都是按照原来的学科群方案在推进。

　　陈志文：对。“双一流”的核心是把资金下放到学科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下放到学校。您或者学校是怎么考虑借“双一流”的东风来建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

　　杨灿明：对我们学校来讲，“双一流”主要是建设一流学科，一流学科就是要瞄准世界标准，做到世界一流。

　　陈志文：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首先要对自己有个清晰的定位。

　　杨灿明：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在世界范围内找标杆、找坐标系；另一方面，不能脱离中国实际，简单地按照世界某个标准来操作，还是要有中国标准、中国特色。学校的财经、政法学科与社会经济密切相关，比如说我国法学既不是海洋法系，也不是大陆法系，而是有中国特色的法制，如果简单地学习哪个世界大学的标准，那可不行，甚至完全不能学。财经学科也一样，我国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没有办法照搬西方经济学。我们现在也在探讨，在某些领域，中国一流可能就是世界一流。

　　总结来说，趁着一流学科建设的东风，学校一方面要在国际社会找坐标系，学习别人的长处；另一方面要提炼出法学和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中的中国元素，从中国特色、中国话语权角度发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声音。

　　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来讲，一流学科绝不搞运动式的、跟风式的、大干快上的学科建设，而是利用“双一流”建设的契机和东风寻找安身立命的、与时代契合的、有前瞻性的核心竞争力。现在学校发展的大方向已经明确是政法、财经的融合，但是具体措施还未清晰，还在继续探索。因为融合有深度融合，也有松散融合；我们想达成的是深度融合，融合之后还要提升。

图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官博

　　陈志文：现在有整体方案或者是计划吗？

　　杨灿明：我们原来就有一个顶层设计，制定了法和经济学科群建设方案，也制定了十三五规划和学科发展规划。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设计图变成施工图、路线图，把顶层设计细化到各个学院和专业点。

　　以应用经济学为例。学校应用经济学实际上分散在七个学院，如果要实现应用经济学2020年通过验收，由A-到A，将来到A+，需要七个学院统筹协调，这就牵涉到体制变动和学科调整。简单地把七个学院变成一个学院既不现实也没必要，所以学校需要将应用经济学建设的任务细分到每个学院。

　　2018年，学校按项目制申报了几千万的一流学科基金。这些项目的落实情况将在2020年迎来验收、大考，通过之后又将迎来一个新的五年期发展。学校的发展是无止境的，校长的任期是有限的，当我退出历史舞台了，学校还在办，所以我还得有长远考虑，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一定有我，要久久为功。

　　陈志文：“双一流”建设过程中，一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资源精力办大事。院系矛盾对学校是伤筋动骨的，您有没有遇到这类问题？

　　杨灿明：有！院长有院长的思考角度，系主任有系主任的思考角度，我作为校长需要从全校出发考虑问题，这样一来，矛盾很大。我们有一些专业已经做了调整，如电子商务、国民经济学做了调整和归并；下一步就是解决体制问题，调整一些重复的或者错位的学院。

　　陈志文：新高考改革是按专业报志愿的。

　　杨灿明：对。浙江和上海的试点按专业来招生。按专业招生以后，生源与专业的契合度超过与学校的契合度，与我们这样拥有一流学科的学校关系密切。

　　陈志文：对你们来说，优势学科会更强，录取分数可能会超过985，但其它弱势学科可能就惨不忍睹了。

　　杨灿明：您说的非常对！面对这一改革，学校要未雨绸缪，不能等到被淘汰以后，毫无准备，措手不及，那个时候院系矛盾就是累赘。

　　陈志文：我觉得这需要全校师生形成一个共识，在新时期的中国，考不上大学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在人人都能上大学的情况下，学生会挑更好更优质的大学。质量是什么？是学校的特色。

　　那么反过来，无论是“双一流”还是新高考改革，都是逼着学校变强。虽然院系裁撤很困难，但一旦老百姓心里有了排行榜，院系招不到好学生，甚至招不到学生，那就只能光杆了。

　　杨灿明：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被动选择，还是主动选择的问题。如果我们下不了手，那么竞争机制会自动下手，而且一旦下手会更惨不忍睹。

要以事业留人，以文化留人，以感情留人

　　陈志文：您是湖南人？

　　杨灿明：对。

　　陈志文：在我印象中，湖南人突出的特点是敢担当、敢作为。针对新高考改革，您有没有开始布局？

　　杨灿明：我们已经在做一些前期工作，这个试点一旦全面推开，有些专业就要提前做打算。

　　从目前情况来看，新高考改革对我们冲击不大，因为我们在浙江、上海招生量也不大。但如果全面推开，确实会影响学校招生，所以借着10月份审核评估的机会，我们准备把改革措施推出来。首先是大类招生，在学院内部先大类，由过去50多个专业精简为30多个专业，将来减到20多个；此外，该停招停招、该轮招轮招，早做规划。

　　目前，阻力最大的是师资调整。学校老人让历史消化、让时间消化，但新师资引进，我已经开始把关，那些就业市场不好、社会需求不旺以及对学校来讲没有比较优势的师资，就要非常谨慎地引进。

　　陈志文：回到“双一流”建设，坦率来讲，“双一流”顶层设计规划是学科，但一下手就变成了抓人才。虽然教育部三令五申，但学校竞争最终演变成人才大战。学校在人才引进上有什么样的考虑？

　　杨灿明：我们也受到了一点影响，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引进人才的力度很大，我们也有少量的老师被挖走了，但是我们有出也有进，应该说进大于出。

　　人各有志，人才流动也无可厚非，我认为这是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的机制，这是个好事。我持开放的心态，留得住人留不住心，还不如算了，我要的是他的心，不是他的人。此外，中国这么大，世界这么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吸引力又不断地增强，一定要有“天涯何处无芳草”的自信。

　　其实对学者、教授、专家来讲，他们看中的首先还是事业平台。我们自己还得练内功，搭建平台，给教授、专家们创造条件、提供机会，以事业留人，以文化留人，以感情留人。当然以待遇留人也很重要。

　　陈志文：我注意到您把文化放在感情之前，文化留人很有讲究。

　　杨灿明：文化是很重要的，因为感情这个东西，最后还是要有一个依托。

　　陈志文：舒不舒心，综合起来还是文化问题。

　　杨灿明：文化肯定是大众情感认同的东西，是一种更深厚的、更高层次的情感，情感浓缩和升华之后就成为文化。

　　陈志文：吸引人才确实是文化、感情、事业缺一不可。在人才引进方面，学校有没有具体的规划或者指标？

　　杨灿明：我们有具体的人才引进计划，也给学院定下了人才建设指标。事实上，人文社科类大学的学科建设首先要抓人才工作，除了外部引进，还需要给有贡献突出的人才以奖励，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目前，我们在人才引进上还急需补短板，在一些重点项目上还需取得突破，比如千人计划、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方面。

学校应当以学生为中心

　　陈志文：您是79级的，您那一代大学生和现在的大学生有什么区别？

　　杨灿明：我感觉过去跟现在肯定是有代沟的，但这代沟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进步。我们有我们时代的印记，年轻大学生有当前时代的特点，不能简单地说今不如夕。

　　但我们还是要反思一下教育方式，为什么呢？因为虽然社会在进步，历史在发展，人们的观念在变化，但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国内教育的缺失可能是因为在不应该变的地方坚守不够。

　　我很怀念过去时代的宁静，现在有点浮躁，也可能是现在社会压力太大，我们那时候不用考虑就业问题。过去虽然没有互联网+，也没有电脑、手机，比现在落后很多，但学生有很多时间看书，看自己喜欢的书，也不需要考证，不需要为了就业跑实习。我本科时就自愿读完了《资本论》，还把所有伟大人物传记看完了，我没当过三好学生，很多时间都在看非专业类书籍。

　　时代不一样，也不能简单类比，但是有些不应该变的东西要坚守，比如说三观。

　　陈志文：您希望您的学生包括社会上的年轻人，坚守哪些东西？

　　杨灿明：大学生首先还是要健全人格、养成道德，然后才是学知识；即便是学知识也是先学方法，而不是学习现成的知识。

　　此外，道德培养还不能从高等教育开始，应该从幼儿园开始，可以入脑入心。

　　其实高等教育不只是教学科研，它存在于方方面面。像新生第一课、毕业典礼、开学典礼等，我一定参加，其他学生活动，我只要有时间都会参加，我也会跟学生一起在食堂吃饭，了解学校情况。

　　陈志文：您做校长，有哪些具体做法吗？

　　杨灿明：我当校长时做了四件事。第一，坚持开学为五千多新生讲新生第一课，包括大学历史、大学文化、大学精神等。我想这一堂课会影响学生大学四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第二，在毕业典礼上，我会为包括研究生在内的每个毕业生一一拨穗。在过去，毕业典礼都是校领导代表拨穗。

　　第三，学校会赠送每位毕业生一套学位服。这个学位服经费来自校友捐款，衣服包装袋上会写校友公司名称，这也是高低年级之间、校友之间的一种文化传承。

　　第四，从2018年开始，学校学生的一卡通不再注销，直接变成校友卡，终身有效。

杨灿明校长在2017年毕业典礼上讲话
图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官博

　　陈志文：校友卡可以去图书馆吗？

　　杨灿明：图书馆、医院、食堂、行政大楼都可以。这些最后都会成为学校文化的一部分。

　　陈志文：很小的东西可以支撑一个校园文化。

　　杨灿明：对！学校要像个校园，有学术氛围。我鼓励学校多设置一些著名学者的塑像以及纪念场所等等，校园里不能到处都是小卖部和超市，商业气氛太浓。我们给杨时展教授塑了一个铜像，这个铜像竖在校园里，大家都会认识这位杰出教授，这也是文化。

　　此外，我非常重视校史的挖掘，包括校史馆、档案馆以及其他各种分馆等等。现在我正在抓70周年校庆，规划搭建会计室文博馆。大学需要有这种学术积淀，积淀到一定阶段就成了文化。

　　陈志文：您为什么选择去做一些细小的事情呢？

　　杨灿明：做任何工作首先要做到要点上，我认为对大学来讲，这不是小事，人才培养是中心工作，要以学生为本。我只有跟学生打成一片，才能真正知道学生的诉求。

　　陈志文：我觉得不仅如此，您还希望在方法上多多改进，通过成为学生的一员真正了解他们。

　　杨灿明：您说得太对了！这又引出另一个话题来。我到很多学校评估，最后都会提一个问题：我们真的了解学生吗？

　　有一次，有所学校举办了一个名为“读懂中国”的活动，请来校内外的专家学者做讲座。这个活动引起了教育部的重视，关工委主任也来参加了，我们聊天时不约而同地提出，学生要读懂中国，我们也要读懂学生。

　　我经常讲，我们的教育管理部门都是五六十岁的人，最高决策层可能有六七十岁，学校校长五十多岁，学院院长四五十岁，系主任四十多岁，老师至少三十多岁，可是学生才十八九岁。我们应该考虑一下年龄差距以及年龄差可能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只有多跟学生接触，才可能尽量减少这种不对称。

　　陈志文：及时感知，减少误解。

　　杨灿明：只有读懂学生，才能有针对性地培养。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是各个学院提出来，教育部组织教指委专家研究制定出来的，学生参与了吗？学生都是被动地接受我们制定的方案，但这个方案真的是他们需要的吗？不一定！

　　陈志文：这一点很重要！美国高等教育的研究主题是学生服务，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核心是高等教育管理。

　　杨灿明：对。

　　陈志文：其实这些年大势也在变，以清华大学为代表，高校工作迅速转向学生服务。您不是搞教育研究出身的校长，能够认知摸索出学校应当以学生为中心，并且真正去践行，真是很不容易。

　　杨灿明：我在高校待了38年，耳濡目染让我有一些感悟。宝生部长说大学要四个回归，我认为大学最后必须回到学生身上，因为大学跟研究机构不一样，最终是要培养人的。

　　陈志文：学校吸引人才也是为了培养人才。

　　杨灿明：我们学校现在生源很好。这些优秀的学生进来，如何对得起他们，使他们毕业后在社会上有所成就，产品和原材料不至于有太大的落差，这是我们要考虑的。

我骨子里是个学者，做校长还未及格

　　陈志文：您是从老师、院长、副校长到校长，你觉得教授和校长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杨灿明：校长是为教授服务的。有时候，教授向我反映问题、提出要求时，可能言语措辞不太恰当，要求过高。如果我是教授，我就会毫不客气批评他了；但作为校长，我得耐心地听，问题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就要做好解释工作。

　　陈志文：很多时候还得受点委屈。

　　杨灿明：是这样！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不是校长，我比你还牛，但是你不能这样说。我现在是校长、教授双重身份，更多还是校长，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我首先要做政治家、教育家。岗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所以我必须设身处地、以心换心地对待教授，理解对方。

　　陈志文：如果让您遵从内心做一个选择，您愿意当教授还是校长？

　　杨灿明：当教授是内心选择，当校长是历史使命，作为党员我服从组织安排。

　　陈志文：您当校长已经四年了？

　　杨灿明：是的。

　　陈志文：给这四年打个分，10分满分，您打多少分？

　　杨灿明：我可能打5.9分，我总觉得离及格还差一点点。

　　陈志文：我很意外您给自己打5.9分，之后的目标是6.0分？

　　杨灿明：对，及格。

　　陈志文：您怎么评价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杨灿明：准确地说，我骨子里还是个学者。

　　陈志文：对，我觉得您是一个朴实的学者。

　　杨灿明：特别是现在这种竞争非常激烈的形势下，我做校长压力比较大，有时候有些吃力，只能尽力去做。

　　陈志文：我觉得吃力是因为对自己要求高，就像您给自己打5.9一样。

　　杨灿明：也可以这么说吧。我是个完美主义者，做事情很有条理，精细化程度比较高，也容不得特别马虎、马大哈的人。同时，我还要讲战略，不能光埋头干事，还得抬头看天。这样一来，我有时候会感觉精力不济。

　　陈志文：因为您视野比较开阔，对自己要求比较高。不过我很难理解为什么您给自己打5.9分，是觉得和目标还有比较大的距离吗？

　　杨灿明：因为现在社会价值比较多元，关于我的一些理念和举措，大家看法不一，推行成本有点高；尤其是现在中央有一些要求，需要层层传递下去，工作量确实很大，所以压力就有点大。其实这种情况也正常，需要我加倍努力。

　　陈志文：您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有一个什么样的愿景或者规划？

　　杨灿明：第一，希望能够立德树人，成为学生成长、成才、成人的摇篮。第二，希望老师能在这个平台上有所发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第三，希望已经毕业的、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广大校友能够认同认可学校这个共同的精神家园。

　　陈志文：我在杨教授身上看到了我们所崇尚的老师情怀，作为一个非常踏实和朴实的专家，您所做的一切最后都是要回归到学生。希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能在杨校长的带领下实现自己的远大目标，也希望杨校长早给自己打到8分，或者10分。

　　杨灿明：谢谢！

　　注：本次采访时间为201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