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汤敏接受采访。（记者 高鹤涛）

　　我不后悔谏言大学扩招

　　他是一名经济学家，但他却从不放弃对高等教育的关注，他说教育直接关系着国家命运；他曾是一名中学教师，又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考生，因此对于30年来高考及高教改革的历史变迁，有着切身体会；作为一名理性的经济学人，他在不同场合皆表示，人才作为教育产品最大化地满足了市场经济的需求。他被冠以“扩招之父”，多年来扩招利弊争辩从未间断，但他从未改变过自己的立场。

　　2007年，在恢复高考30年之际，记者为你讲述经济学家汤敏与高考的故事。

　　当初只想当好中学教师

　　“77年的高考改变了我人生的道路。我不能说自己现在很成功，但是肯定比没上大学的要成功。”汤敏常常用这句话勉励面对困境的学生。

　　1971年，知青下乡插队，高中学历的汤敏也跟着下乡插了两年队。“作为66级的学生其实连初中都没上，高中也就断断续续读了两年。”汤敏说，“刚进学校，‘文革’开始，放假停课，到该出学校时还没正式开课，初中三年几乎在放假中度过。”那时候在他脑海里盘旋的只有毛主席语录。

　　1973年，在那个充斥着读书无用论、人才奇缺的年代，汤敏因为上过几年学而被派往广西南宁第四中学教数学。“此前的中学6年时光，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物理化学，每天学的是工业技术、农业技术，其中至少1/3的时间用在农村、工厂的实线锻炼中。插队完了，中学的基础也基本就完了。”被“赶鸭子上架”的汤敏，只能边自学，边教学生。教学的需要、为人师表的示范作用，激发了他对学习的渴望。

　　但在当时，汤敏告诉记者，“我的理想很单纯，就是想把老师当好，把班上学生的成绩带起来，还有就是多读点书。”

　　一个月备战高考

　　1977年10月，报上刊载了“恢复高考”的信息轰动了全国，也触动了身处广西南宁中学课堂的汤敏。“当时没有想太多改变命运之类的问题，中学教师在当时还是很不错的，只是觉得这是机会，能多读点书，能重圆大学梦。”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开始了备考。

　　但是困难一点都不少。“一是考生多竞争激烈，十年的考生同台竞争；二是年龄大属背水一战，按照广西第一年的规定，25岁以下考生才有资格进考场，这意味着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三是底子薄，从没学过物理化学，但却要在考场上技压群雄，语文、政治根本没法复习，只能靠日常积累和临场发挥；四是复习时间短，身兼工作重担，距离考试只有一个月，只能深夜挑灯夜读。”如今回想起这些，汤敏说：“太不容易了。”

　　“当时确实是一点把握也没有，既然数学比较擅长，专业就选了数学。”高考之前的报考，汤敏在不多的几所有数学专业的院校中挑中了武汉大学，这当中的另一个原因是，著名作家徐迟的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破解世界级数学难题的描述，在全国引发了一场科学钻研的热潮。在“文革”中被批判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终于再次赢得社会的尊重。“这对当时的我有着莫大的鼓励，家人也无一例外支持我报考。”

　　77级高考并没公布成绩，所以直到最后汤敏都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元旦前后，汤敏当时正在学校给学生们上课，邮递员赶来说，“有封信，是武汉寄来的。”接过信封一看，“我考中了，是武汉大学数学系。”

　　人物传奇

　　同事当考官 学生是考友

　　尽管事隔30年，但汤敏依然清晰记得30年前那场改变他命运走向的考试。他甚至记得30年前考场的景象。“南宁四中考场，就是我教书的那个课室，一切都是那么巧合。”然而除了巧合外，让汤敏多少有些尴尬的是，“监考老师都是中学的同事，同一考场当中有不少是自己一手培养的学生。”

　　“77级的高考卷子还是比较容易的，只是大家对科目都相对陌生。”这也是汤敏天分的第一次展示，他记得当时几乎每一科他都是第一个交卷，从学校一路回家，汤敏心情特别舒畅。

　　同学最大30岁 最小14岁

　　由于武汉大学的数学系比较出名，“据说当年报考武汉大学的理科考生，有一半都是报数学系”。武汉大学是全国第一个实行学分制的大学，跨学科选课是学校的特点，修满学分即可毕业。

　　77级的同学年龄相对较大，最大的30岁，最小的14岁（当时在校生也可报考，但比例小），所以学生都会根据社会需要来选读，很少人死读书，大家纷纷选择了将来就业方向的课程，说是在数学系，其实包括汤敏在内，很多人学的却是经济方面的课程。

　　汤敏的头衔包括：中国改革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原亚洲银行副代表、首席经济学家、经济50人论坛成员。很少人知道这位闻名中国的经济学家，当年只是一个平凡的中学教师，30年前，高考改变了他的命运，30年后，他推动了中国高考改革。他的一纸“扩招”谏言率先拉开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大幕，也正因为这样，这位人称“扩招之父”的经济学家在高教改革的议论纷纷中毁誉参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