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编者按

　　7月25日，是纪念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逝世70周年的日子。陶行知先生对中国现代教育的贡献、他的人格人品和道德力量，影响至今。而他对于中国职业教育的开拓之功，却往往为外界所忽略。今天，刊发此文，作为对先生的纪念，也希望有启发于当今。

　　我国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正处在历史的关键期，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亟待职业教育有新作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在积极吸取外来经验的同时，也需要挖掘本土的历史和理论。陶行知先生近百年前对职业教育的开拓探索，值得我们思考。

　　为中国，陶行知选择了职业教育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作为一个留学美国，具有博士学位的教育家，不贪图待遇，毅然投身祖国教育事业。他脱下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放弃高师校长、教育厅长等待遇优厚的职务，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提倡和推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平民教育运动，开创了中国当代职业教育。可以说，为改变中国和国民的贫弱状态，他对职业教育的选择，也是一种历史性的选择。

　　1915年4月，陶行知与在美国考察的黄炎培研讨了中国应如何开展职业技术教育的问题。

　　1916年12月5日，陶行知从哥伦比亚大学致信黄炎培：“国内青年，学成无用，中学毕业就业者仅十分之一，此为国内最急需解决之问题。解决方法：一在提倡职业教育，一在普通教育教材与训练方针，皆能适合于实用”。

　　1917年秋，在回国途中，他说到归国志愿：要让全国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回国后，即受聘于黄炎培先生等人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特别社员。

　　1918年，陶行知发表了《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嗣后，陶行知在北京高师倡导附设“速记打字讲习班”，以应社会之需，亲自编辑平民职业小丛书。

　　在《教育者的机会与责任》等演讲中，他明确指出“好教育应当给学生一种技能，使他可以贡献社会。”“教育的成绩，就是技能；教育就是技能教育”。

　　在南京、上海、香港、重庆，陶行知先后创办了晓庄师范、晓庄茶园和木作店、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中华业余学校、重庆社会大学等，力行职业教育。

　　1946年4月，陶行知到上海筹备育才学校迁校和上海社会大学工作，准备在上海大办职业教育事业。5月6日。应邀出席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二十九周年纪念大会，在会上推介了英、美两国职业教育概况。两月后，陶行知先生逝世。对职业教育的知与行，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

　　“行”“知”合一：陶行知立足实际的职教思想

　　走过了从“行”到“知”的艰难探索历程，陶行知的职业教育思想极具特色。

　　“行是知之始”的认识论基础

　　陶行知指出：“学校里所注重的知识，只是闻知，几乎以闻知概括一切知识，亲知是几乎被挥于门外。说知也被忽略，最多也不过是些从闻知里推想出来的罢了”。陶行知认为，我们必须“承认亲知为一切知识的根本，闻知与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亲知”也就是实践中得出知识，陶行知强调“行是知之始”，为职业教育的合理性、必要性寻求到了理论支撑。

　　为什么中国人长期以来不重视实践性强的职业教育呢？

　　陶行知认为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思想，造成我国传统文化中对劳动者和劳动实践的极度轻视，严重影响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而且，劳力与劳心分家，社会就难以发展，人类就无法进步。

　　“生利主义”的思想核心

　　陶行知坚持职业教育是“生活所需之教育，职业劳动是生活的基础。任何人都必须接受职业教育以为职业之准备，任何轻视或鄙薄职业教育的观点都是轻率和错误的。”

　　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中，陶行知强调“职业以生利为作用，故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生利主义”就是生产出有利于社会与人群的物质财富，培养出服务于社会与人群的技术本领。“凡养成生利人物之教育，皆得谓之职业教育。”这是整个职业教育的宗旨与关键。

　　陶行知认为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必须具备：一是合格的师资队伍具备“生利之经验”，以书生教书生，是不能称为职业教育的。第二必须具备“生利之常识”，也就是必须具备职业教育的专业知识。第三必须实施“生利之教学法”，关键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的“生利”能力为标准。

　　“教学做合一”的方法论

　　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是一件事的三个方面，而不是三件事，因为它们是糅合在一起的，难以决然分开，由此，“教学做合一”从方法论上丰富了职业教育思想。

　　陶行知特别强调，职业教育要手脑并用，手脑联盟。他指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以为教育便是读书、写字，除了读书、写字之外，便不是教育”。而我国的劳动人民又是单纯地付出劳力，“知识与技能都不能充分发达”。

　　因此，陶行知提出“中国教育革命的对策是使手脑联盟”，“人生两件宝，双手与大脑。”“在头脑指挥之下，把双手从长袖里伸出来，左手拿着科学，右手开着机器生产、建设、创造，必定能开辟出一个新天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