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提要

　　社会心理的成长，和人的心理是一样的，不可能永远都是顺境。一个人要是长期不生病，一旦生病可能就是大病。一个社会也需要挫折教育。现在很多事情都是探索性的。作为执政党，你要让民众知道，探索过程中不能要求什么都是正确的。要求一切正确是革命党的思路。当然，政府也要有高度的灵敏性，建立起应急和自我保护的机制。一旦出现问题，要能紧急反应，而不是简单地阻止问题的发生。

　　在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高发的今天，如何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正成为当前中国各界关注和思考的核心问题。

　　“一切社会危机都可视为心理危机，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在于打造有力的信仰。”在众多试图寻找社会管理创新路径的学者中，浙江省政治学会副会长、浙江海洋学院党委副书记黄建钢教授的观点，显得格外新颖而深刻。 

　　《群体心态论》、《经济政治学》、《论公共社会》……近年来，黄建钢教授每一本著作，都在社会上引发较大反响。曾有媒体这样评价——“每每他推出的新观点总有些出人意外，但你细细琢磨之后，那里面不仅透露出敢为人先的勇气，而且是蕴含智慧的学理分析与切中时弊的大胆建言。”

　　日前，黄建钢教授赴京开会，中国青年报记者与他进行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深入交流。交流中，他向记者详细阐述了他的群体心态理论、公共社会理论的核心思想，并运用这些理论，对当前中国社会进行了一次深入剖析。

　　“一切社会危机都可视为心理危机”

　　中国青年报：据我所知，您研究群体心态问题已有20多年了，当年您在北大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群体心态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为什么选择并一直坚持这个研究角度？

　　黄建钢：我开始研究群体心态，与我当年在北大的工作经历有关。我在北大工作了18年，有15年都在做学生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通过对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我发现，问卷调查的结果总是与学生们的实际行为存在很大差距。

　　在我试图解释这个差距的时候，弗洛伊德关于群体心理的理论对我启发很大。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我们的问卷结果只是当时大学生主观意识的反映，大学生在填写时，把我们的问卷当成了试卷，只想着怎样回答才是“正确”的。而当我们把调查结果作为大学生想法的客观反映并用来预测其实际行为时，就会出现较大的偏差。

　　这次小试牛刀之后，我便一直坚持用群体心态的视角来观察、研究社会问题。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也日渐发现，群体心态的视角对于理解、解决当前很多社会问题具有独特的价值。

　　中国青年报：有什么价值？

　　黄建钢：一切社会危机都由心理引起，都可以视为心理危机。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就提出，很多社会极端事件中都有着群体心理作用的痕迹。群体心理就像汽油，有着一点就燃的性质。在群体中，个体的理性往往会被群体的非理性所裹挟，使每个个体心理都陷入烦躁和急躁的状态，使很多事件发生“化学式”的反应。

　　中国青年报：具体一点儿，您怎么看当前社会的心理危机？

　　黄建钢：在我看来，当前社会最大的心理危机，就是信仰危机。具体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当中没有标准，社会运行当中没有方向，关键时刻没有选择。打个比方，当生命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况，你会相信谁来救你？有人会想到耶稣或菩萨，而许多人可能谁都想不到，只能等死，心理就会很烦躁。像日本“3·11”地震后发生在国内的“抢盐风潮”，身边不少人劝我也去，我就说不可能没有盐。但很多人什么都不信，觉得只能靠自己，于是就去抢盐。

　　心理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社会的信任危机——“老百姓”正变成“老不信”，“老不信”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程度也逐渐加深。当信任危机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危险的发生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