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文学教育：在“学术研究”与“人文养育”之间

　　——专访陈平原教授

　　编者按：北京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了陈平原教授的专著《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本）》。该书共十二章，凡四十四万字，集中讨论了过去百余年间“文学史”学科在现代中国的生存处境与发展前景。与五年前的初版相比，增订本裁撤了一章旧制，补充了三篇新作，并且增添了副题——“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使得全书的问题意识更为显豁。“文学”如何“教育”一直是陈平原教授关注的核心议题。其研究不仅指向历史，对于当下学界、媒体与普通大众热议的“文学教育”话题，也有独到回应。有鉴于此，本报特刊发陈平原教授专访，以飨读者。

　　教书是良心活，任何外在的评价尺度， 都无法准确丈量

　　李浴洋（以下简称李）：陈老师，您好。从您早年治小说史开始，“文学史”问题就在您的关注范围之内。在您已经出版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当代中国人文观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与《假如没有“文学史”》等著作以及关于大学问题的若干专书中，都有您对于“文学史”学科的思考与论述。但您这次明确提出从“文学教育”的角度入手，考察过去百余年间“文学史”学科在现代中国的“起承转合”与“利弊得失”，甚至以此作为一条展开叙述与讨论的主线。请问您如何看待两者关系，以及为何认为唯有在“教育”的视野中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在现代中国的位置、功能、境遇与命运？

　　陈平原（以下简称陈）：在很多人眼中，你是中文系教授，尽心尽力讲好或写好“文学史”，那是天经地义的。这么做没错，且容易出成果，获得学界的承认。但为什么“文学史”成为现代中国“文学教育”的重心，“从来如此，便对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尝试过小说史、散文史的写作，也取得一定的成绩。后来分心研究学术史，最近十年则主要关注大学问题。这样一来，我心目中的“文学史”，既是著述体例，也是课程设置，还是知识体系，乃至某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这四者之间互相纠葛，牵一发而动全身。

　　关心“文学史”在现代中国的生存处境及发展前景，那是因为我认定，此乃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装置，虽很有效，但非万能，有必要在知识考古的视野中，讨论其前世今生。之所以从教育的角度，那是因为，西学东渐以及现代学制的建立，对于“文学史”学科的引进及推广起决定性作用。说好说坏，都必须抓住这个牛鼻子。

　　我多次说过，进入现代社会，合理化与专业性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文学”作为一个“学科”，逐渐被建设成为独立自足的专业领域。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如此转折，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决定的。“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至于本国文学精华的表彰以及文学技法的承传，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

　　以“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作为此书的副题，目的是表明，我讨论“文学史”的功过得失，主要是将其作为文学教育的一种，而不是史学研究的一翼。在我看来，“学术研究”与“人文养育”是有很大差异的，后者需要考虑“传道授业解惑”，而不仅仅是“突破禁区”或“填补空白”。

　　李：您在书中自陈“最有心得的”部分，是“对于‘文学课堂’的发掘与表彰”。的确，与学界既往讨论“文学教育”问题时大都围绕前人著述与时贤言议做出判断不同，您似乎更为在意的是实践层面的经验教训。不仅在《“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这篇长文中，您钩沉与考辨了二十世纪中国的九个“文学课堂”，在全书其他各章中，您也多能关注到这一视角。请问您为何会将原本在思想史与学术史的框架中很少被认真对待的“文学课堂”作为自己的主要考察对象？

　　陈：某种意义上，教育是一种“有情的事业”。一个好教授，除了要有专深的著述，还得能站稳讲台。不一定每节课都口吐莲花，但起码得用心经营你的课堂。我多次说过，教书是良心活，你用心不用心，只有自己以及自己的学生知道，任何外在的评价尺度，都无法准确丈量。当下中国的评鉴制度，科研成果是硬指标，教学则软塌塌，只要不缺课就行了。因此，越来越多的教授，研究时专心致志，教学则敷衍了事。可对于一代代从校园里走出去的老学生来说，最值得追忆的，其实是课堂上那些生龙活虎、神采奕奕的教授身影。

　　我努力钩稽并表彰一百年间诸多妙趣横生的文学课堂，是想证明，那些随风飘逝的声音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一点不比专业著述逊色。这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现实关怀。其实，关注“声音”是我的另一个研究兴趣，比如，关于“演说”，我发表过《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等专业论文。

　　学养深厚且善于表达的教授，

　　即便考据，也能讲得引人入胜

　　李：在传统中国，“文学”是每个读书人必备的知识、技艺与修养，并不需要专门“教育”。但进入专业化时代以后则不然。在历史转型过程中，“文学教育”面临的最大困难与挑战是什么？

　　陈：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教育，但宗旨及途径很不一样。在传统书院中，“诗文”乃所有读书人都必须修习的课程；至于小说戏曲，则不登大雅之堂。现代中国大学将“文学”作为一个专业，设置了相关的院系及科目。此举使一小部分人得以专心致志地研究“文学”，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很多读书人从此远离“文学”。这一文学专业化的大趋势，乃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不以个人好恶为转移。

　　《汉语大词典》中“文学”一词，分列十种不同含义，第一孔门四科之一，第二儒家学说，第三文章经籍，第四儒生，第五学校，第六文才等。今人所理解的以诗文小说戏剧为主体的“文学”，那是晚清以降才逐步形成的共识。“文学”的概念一直在演变，这一点，中外都一样。《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界说“Literature”（文学）的：“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作品的总称。常指凭作者的想象写成的诗和散文，可依作者的意图以及写作的完美程度而区分优劣。文学有各种不同的分类法，可按语言或国别分，亦可按历史时期、体裁或题材分。”这里不说在晚清读书人眼中，“文学”本身就是“教育”，也不说这四大文类（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单讲现代中国大学建立起来后，作为一个院系，“文学”的学科边界、教学旨趣、培养目标、研究方法等，怎样逐渐地自我完善。

　　时至今日，公开质疑“文学（评论、教学、研究）”算不算学问，已经不多了，但还不时会碰到这样的提问：你们中文系教授是不是都在写小说？我想强调的是，大学校园里的文学教育，其工作目标主要不是培养作家——能出大作家，那最好，没有，也无所谓。不是办作家班，而是养成热爱文学的风气，以及欣赏文学的能力。这样来看待校园里各种层次的“文学”——包括科系设置、课程选择，以及社团活动等，会有比较通达的见解。

　　李：与其他学科的教育相比，“文学课堂”的独特魅力与独到价值何在？

　　陈：“文学”作为一种知识，兼及经验、修养、技能与情怀，确实有其特殊性；讲授“文学”的课堂，本该比其他课堂更具趣味性与观赏性，可实际上并非如此。教授不是演员，不要求你一上讲台便手舞足蹈或表情丰富；学养深厚且善于表达的教授，即便考据，也能讲得引人入胜。鲁迅的借题发挥，顾随的天马行空，以及朱自清的按部就班、台静农的沉潜木讷，风格迥异，但同样获得听众的爱戴与追怀。我们喜欢说“因材施教”，似乎只要明白学生的趣味与能力，你想怎么教就能怎么教；其实并非如此。教授的学养与性情不同，只能要求他用心准备，在课堂上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家才华。因此，教育中的“因材/才施教”，既指向学生的资质，也指向教授的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