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时下针对中学生的阅读指导，不少中学教师都深感不满，尤其在新课标新理念的大背景下。主要反映在几个层面上——最表面的是“缺席”：教师从观念上就不重视，没有把指导学生学会读书、引导学生阅读他们应该读的好书当作自己的责任，根本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阅读指导，甚至反对学生阅读“课外书”、“闲书”。其次是“缺招”，即理念上认可阅读对学生成长的重要影响和不可替代性，但实际上基本处于无为状态，既不了解学生的阅读需求和困惑，也缺少可操作的指导方法，难以进行有思考、有具体策略、有效果的阅读指导。最深层的问题是“缺品”：即重视阅读，也有一定阅读指导，但品位不高，可持续性较差，离提高素质和应对考试的“双赢”效果较远。 记者 ：在您看来，针对中学生的阅读指导，“缺席”情况有多严重？ 吴 ：本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朴素信条，我委托我校“后浪”文学社长杨森同学在文学社及高二(3)班进行了一次课外阅读现状的调查，并制定了一份热门书刊的“排行榜”。这一完全由学生组织学生参与的调查活动，可信度应该是不用怀疑的，我对您提出的具体问题的回答，就建立在这份“排行榜”的基础上。 记者 ：您的这次小调查和记者在北京、上海、山东、广西等地的调研结果很相似，比如北师大附中的梁原草老师也认为缺席比例在90%以上。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吴 ：这恐怕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了，因为它牵扯到诸多方面的问题。比如，从现行教育体制特别是招生机制的制约来说，高校的扩招非但没有缓解升学竞争，家长与社会对上重点大学、名牌大学的期望值，使得竞争更趋激烈，升学率尤其是上重点上名校的人数，永远是各高中生源大战中制胜的法宝。现行的教师评估机制以及全员聘任制的逐步实施，更使得教师头上如悬了一柄达摩克利斯剑——某些学校甚至提出“末位淘汰制”，而所谓“末位”当然是指学生的考分了。您想，在这种“危机意识”控制下，急功近利、立竿见影地抓课堂、抓分数方为明智之举，谁还愿意吃力不讨好地去关注与辅导学生的课外阅读呢？另外，中学老师工作负担一般都比较重，老师即便有心也无暇无力做这方面的工作，也是一个原因。 记者 ：在许多学校，阅读实际上成了学生没有要求、教师没有压力的个人行为。除了追求升学率的达摩克利斯剑以外，还有更隐性的原因吗？为什么大量的教师对孩子们“时髦的”课外阅读持冷漠态度？ 吴 ：除此之外，恐怕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我把它表述为“代际之间的文化隔阂与文化冲突”。尽管我对当下的校园文化景观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份“排行榜”仍然使我震撼，它清楚地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大众文化、媒体文化、消费文化对校园的全面渗透与占领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将其视为边缘文化而不屑一顾或者熟视无睹了，而据我所知，这恰好是许多老师所持有的态度。在精英文化的阅读中，由于经典的深度模式无疑使教师享有绝对的话语霸权，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依赖教师的权威阐释，教师的在场常常是不可或缺的；大众文化的阅读却全然两样，通俗读物的“快餐化”甚至“傻瓜化”，正在于消除审美距离，扫平阅读障碍，学生无须诉求教师的阐释与指导。另外，经典著作虽也汗牛充栋，却是被历史“定格”的，而大众文化具有趋时性易变性，其生命周期往往很短，昨日红极一时，今天可能已成过眼烟云，有几个教师会像孩子那样去追逐潮流呢。 记者 ：阅读的快餐化使学生不再需要教师的指手划脚，长此以往，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对中学生的精神成长会有哪些负面影响？ 吴 ：教师对学生阅读指导长时期的缺席，势必使学生阅读处于一种放任的、自发的状态。我们固然生活在一个价值多元，社会心态空前宽容的时代，但正如长期食用快餐必定导致营养不良一样，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记者 ：很多中学生在阅读中确实有偏爱轻松、肤浅，回避严肃、深刻的倾向，阅读日益从“心灵的呼吸”退化为“一次性的消费行为”。这的确令人担忧。怎样才能找到改变这种局面的有效的办法？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吴 ：笼统地讲，恐怕只有当中国的考试评价方式发生了制度性的变革时，这一状况才有望得到根本的改观。最近读到著名学者冯天瑜先生回忆学生时代读书的一篇文章，谈到上个世纪50年代中学教育尚无沉重的课业负担，课余得以自由徜徉书海的情况，“与应试无涉，没有被功利心所污染，唯一的驱动力是兴趣、好奇”，作为过来人、亲切之感油然而生。冯先生力图摆脱此后读书的异化状态，复归少年读书的本真情态，更令我感慨良多，如今多数学生的阅读，以及我们能够给予他们的有限指导，都何尝不是一种异化的状态呢？当然我们也不能坐等明天，客观地说，新课标的制定，给学生的阅读与教师的指导开拓了较此前不可比拟的广阔空间，问题是理念的更新与具体的落实，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记者 ：如果“缺席”比例高达90%以上的话，为数不多的坚守着阅读指导责任的教师又该如何疏解“缺招”的困惑？在您看来，实现既提高素质又能应对考试的“双赢”是可能的吗？ 吴 ：从逻辑上说，倘若“缺席”达到100%，余下的“缺招”等话题便无从谈起了。幸亏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只要是为人师者，对不健康读物的警惕性都是很高的。出于对下一代健康成长的责任感，不惜充当“文化警察”的角色，对此类图书“格收勿论”。如果所收书籍确系有害读物，一般的处理方法是找学生谈心，向班主任反映甚至向家长通报。正是老师们朴素的良知，在校园构筑了一道“防火墙”，为大众文化在校园的传播划定了一条底线，而有这条底线与没有这条底线是大不一样的。当然，这只能属于阅读指导的最低要求，如果认为做到这一点便已经尽到了教师的责任，显然是远远不够的。遗憾的是实际上不少教师正是这样认为的。 记者 ：不少教师对待阅读指导可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有“失语”的无奈。您有什么阅读指导的好招数吗？ 吴 ：我的招数谈不上好，主要还是一些理性的思考吧。 记者 ：新课标对阅读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给教师开展阅读指导展示了新的理念和更大的空间，您认为怎样才能抓住这个契机，寻找改变“三缺”状态的突破口？ 吴 ：当前基础教育改革日益深入的标志之一，就是参与者课程意识的觉醒与课程观念的建立。新课标的制定固然给学生的阅读与教师的指导开拓了广阔的空间，但是以教师为中心以传授知识为主旨的旧课程体系年深日久，有着巨大的历史惯性，只有当教师用清晰准确的术语确定先验的课程概念，以及教师作为知者将先验的知识呈现并传递给学生的教学概念松动、崩溃了，只有当世俗化的流行文化对现代文化民主空间的开拓、对经典与权威文化权力的否定为新教学理念的确立找到一个突破口，只有当阅读的实施呈现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学生的阅读活动呈现为百花齐放的状态时，教师作为组织者的位置才能确立，教师“平等中的首席”(first among equals)的身份才能凸显出来。 吴平安，1969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1970年赴军垦农场锻炼，1972年分配到湖北省郧县一中任教，1980年考入新疆大学俄罗斯文学研究生，1982年因病肄业，在山区默默耕耘30年，2001年调回武汉，现为武汉市洪山高级中学教师，语文教研组长，校刊主编，武汉市中语会理事，湖北省特级教师，发表有美学论文，教研论文，以及中短篇小说，散文等约5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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