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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的拐点很快就要出现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劳动与人力资本研究室主任都阳绘制的“就业人口不断疯长造成就业压力不断增大”的曲线分析表格表明：2006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峰值，其后处于递减趋势，到“十一五”末期，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到800万人。“‘十一五’期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递减的态势非常明显，就业压力相应会减轻”。都阳分析说。

　　2006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峰值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接受采访时说，“十五”期间，我国遇到了空前大的就业压力。“十一五”和“十五”期间差不多，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在500万到550万之间，如果农村每年按城市化水平1％提高，就要转移1000万劳动力，加上往年失业的，实际上可能有四五千万的劳动力需要就业。

　　他说，“新增就业压力大、转移就业压力大、再就业压力大、总量规模压力大”是我国就业的特点，未来一段时间就业压力还将继续增大。

　　都阳分析，“十一五”的头两年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最快的两年，也是就业压力最大的两年，“宏观经济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最应关注这两年”。“2006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峰值”。应对这种情况，都阳建议，需要注意宏观调控目标和时机选择对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十一五”前两年劳动力供给压力最大，也是最有可能出现高失业的时期。只有经济增长目标和就业弹性目标都高增长，才有可能在“十一五”初期出现劳动力供求基本平衡的局面。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要注意，“十一五”初期宏观调控政策不宜过多地限制经济增长，通过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创造就业机会。

　　都阳说，国家要根据就业形势的变化有侧重地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十一五”初期劳动力供求关系最为紧张，不仅需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业弹性也需要位于高位值。这就要求至少在“十一五”初期，仍然需要鼓励各种形式的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管理和其他劳动力市场规则措施的出台，要审慎地选择时机。到“十一五”的中后期，劳动力供给压力减轻，再适时地出台有关的制度措施，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农业部门虽然不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联动，仍然会对整体的就业形势产生影响。”都阳说，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速度和数量，都受到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相对收入关系的影响。“十一五”初期，要继续保持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将有利于减轻非农部门就业的压力。

　　就业压力冲顶之后

　　都阳分析说，“十一五”期间的劳动力供给压力将逐步减轻，相对于“九五”和“十五”期间，创造就业需求的压力减轻。“如何应对新增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后的拐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窻说，人口对就业没有直接影响，就业压力不是人口多造成的。

　　相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增长和人口增长有密切的关系———更具体地是说来自劳动人口规模庞大和比例较高，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之前由于出生人口很多，造成人口构成中，处于被家庭抚养的少年儿童这部分比重较大，人口抚养负担比较重。

　　实行计划生育后，国家逐渐减少了少年儿童新生人口数，经过一代人以后，原来比较多的少年儿童进入到劳动年龄人口中，而新出生进入少年儿童的人却越来越少，整个人口结构出现劳动人口年龄比重比较大的状况。

　　蔡窻说，这个状况带来两个对经济发展非常有利的东西，第一是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就意味着廉价的劳动力供给，使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竞争中有了比较优势，就有了竞争力。“人口对经济增长，对就业其实是正面的效果，还促进了就业。”

　　蔡窻表示，过去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来自好的人口结构———我们有充足的劳动力数量、有一定的人力资本、有一定技能的供给———可这个条件接下来就要改变：联合国对世界各个国家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可以看到，中国未来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增长水平慢于发展中国家，甚至比北美、美国和加拿大都慢，“也就是说中国不再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国家了”。

　　他说，这种变化必然要求在就业方面，要转向用人力资本、用劳动力素质替代劳动力数量。

　　资料显示，未来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如果按照联合国把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7％就叫作老龄社会，我国在2000年已经是老龄社会了，而且比任何国家、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快地老龄化。蔡窻说，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老龄化是在收入很低的情况下老龄化，“意味着我们未富先老”。

　　未来中国就业问题的出路

　　周天勇在谈到未来就业的出路时说，解决就业要遵循规律，从企业规模结构来看，开始是几万人的大企业，后来就是中小企业解决就业。

　　他说，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经验显示，65％到80％的从业者在中小企业就业。2004年我国就业率最大的一项是私营企业，其次是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就是个体户，它们占到全部新增就业的80％。“这说明劳动力往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往国有企业里挤，用大企业解决就业的思路实际上是不对的，不符合就业的规律。”

　　周天勇说，解决中国就业问题惟一的出路是发展自由职业、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中国不可能违背这一条规律。自由职业、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特点是小本、微利、资本有机构成低，但抗风险能力低，承受有关部门收费罚款和摊派的能力弱，大企业罚款十万可能没事，小吃店罚几千块钱就可能倒闭了。

　　他说，我国就业者的创业意识很淡薄，国家应该加大教育培养力度，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创业者创业，发展自由职业、微型和中小企业，最大限度地放宽创业注册登记和行政审批等条件，下决心大规模清理政府部门的收费、执法部门的收费。“我国对中小企业的收费太多了，几乎政府的各个部门都收费，很少有几个部门不收费，国家应该建立完善的中小企业体系，建立各种政府基金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形成对中小企业有利的治安和法律环境。(记者 李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