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从“高考独木桥”到“名校独木桥”
如何化解高校生源危机与社会高考焦虑？

　　2014年高考双休日开考，据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4年高招调查报告》显示：今年高考报名人数在连续下降5年后首次出现反弹，达到939万人，生源下降带来的高校生存危机似乎得到缓解，但更深层次的危机已经显现，高校必须未雨绸缪。一些高校不仅面临严峻的招生困境，录取后不报到现象也越来越严峻。很多高职高专的不报到率超过30％，一些地方本科不报到率超过10％。生源危机持续发酵已为高校生存带来严峻挑战。

　　而与此同时，在今年高考期间，不少媒体都把目光投向位于安徽六安大别山脚下的一所学校——毛坦厂中学——刚刚播出的《舌尖的中国》第二季，有该校学生父母为学生送饭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这所学校有着一连串神奇的数据：2013年高考考生11222人，一本达线2503人，占22.3%，9312人过本科线，达线率82.3%，并且连续4年都保持如此水准，有网友称其为“亚洲最大的高考机器”，而这所中学所在地，则被称为“高考镇”，一切围绕高考进行，没有任何娱乐活动。

　　对于这种现象——一边是高考升学率逐渐提升，一些高校陷入生源危机，一边是高考焦虑日益严重，各地出现专门针对高考，甚至有些妖魔化色彩的“高考加工厂”和“超级中学”——很多人感到不解，高考资源已经逐步丰富，为何高考焦虑有增无减？这貌似“矛盾”的现象，正折射出我国高考制度和高等教育资源的问题，即高考还没有打破一考定终身，从当年的“上大学独木桥”，变为“名校独木桥”，一些二本、三本和高职高专院校并没有回报给受教育者高质量的教育，被考生抛弃，于是高等教育资源的增加并没有带来高考压力的缓解。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推进深层次的教育改革，深化高考改革，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给每所高校平等的发展空间。

　　“打破一考定终身”需招考分离

　　新华社在高考开考前发了一篇报道，称目前我国一些地方及高校先行先试，打破“一锤定音”的录取模式，探索更科学、多元的模式，为新一轮高考改革探路。比如在浙江，今年有34所高校在录取时不仅看高考成绩，还要参考面试成绩和高中平时成绩。这三者的比例分别为50%、30%、20%，被称为“三位一体”式选拔。在今年浙江30余万考生中，通过这种模式录取的考生将为3470人。

　　这被舆论解读为建立了多元评价体系，扩大了学校的招生自主权，是高考改革的积极尝试。但其实，根据具体的招生录取规则分析，这种在集中录取框架内的“三位一体”改革尝试，价值十分有限，首先，考生要获得试点校的“三位一体”招生资格，必须事先参加该校的面试，否则，就失去机会，这种操作办法，可以推广到其他高校吗？如果全国高校都采取这种方式，每个学生在高考前要赶多少学校的面试场子？其次，“三位一体”试点高校被安排在提前批招生，这意味着，考生只能把这所学校填报在提前批第一志愿方可获得资格，这其实限制了学生的选择权，而高校在录取时，只能对投档进来的学生，按照高考分数、面试成绩和高中平时成绩重新计算综合分排序录取，这种操作方式，与艺术类、体育类考生的招生，按照文化课和专业课的总分录取录取，并无本质差别。“三位一体”的“改革”，表面上看，高考分数只占50%或60%的权重，摆脱了唯分数论，但在提前批投档时，考生的高考分数必须达到投档条件，只有投档进高校，高校才可能“三位一体”，这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大学具有充分的自主权。

　　事实上，只要纳入集中录取，高校实行的招生，就不是自主招生——“三位一体”招生如此，90所高校的自主招生也是如此（自主招生和是集中录取制度相嫁接的）——包括后来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纽约大学采取的招生方式，都是类似的“三位一体”，放在提前批招生。这一模式的基本特点是，投档权还是掌握在教育考试部门，而每个学生在高考录取中只能拿到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

　　对于打破一考定终身，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到，要推进考试招生相对分离的改革，去年出台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此进行了进一步强调，以此观之，真正有价值的“三位一体”甚至“多位一体”，是建立起基于统一测试的高校自主招生体系，最方便的操作是，把统一高考的功能从目前的选拔转变为评价，高考成绩公布后，每所大学自主提出申请者的成绩要求，达到成绩要求的考生同时可以申请若干所高校，高校独立进行录取，在录取时可结合考生的统一测试成绩、中学学业成绩、大学面试考察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价，每个考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确认，如此，扩大了学生选择权，也落实学校的招生自主权，真正建立起多元评价体系。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消息，今年将公布高考改革方案，我们期待高考改革方案能以考试招生分离为基本原则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而不能只是在现有录取制度框架内进行价值并不大的学科调整、分值调整。此前传的沸沸杨的英语科目改革，实质就是科目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