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数学、英语,不喜欢上这些课、学起来也比较吃力的刘伟(化名),高考结束后,填报了当地一所普通的高职院校,他当时的想法是,职业院校偏重的是技术,只要好好学习技能课就好了,不用再为学不好这些自己不擅长的课程而头疼。
但是经过一年的学习,刘伟感觉“当时想错了”。老师和同学很看重“升本”指标,家长也看重,指望孩子通过‘升本’来重新证明自己,所以很重视英语、数学、语文这些课程。“学好这些课程是升本或考研(课程)的基础,它们就成了最重要的课程,感觉上高职和上本科一样——追求分数。”刘伟说。
“强调重视没错,但要看学生的实际情况,也要看上课的效果,不能主次颠倒吧?注重升学、看重学历,而不是把技能训练放在第一位,那和本科有什么区别?加上学生本身的差距,我们大部分同学不适合闷头学习和考试,能学得过本科生吗?”刘伟补充道。
一年的学习,让刘伟越来越有种“混文凭”的感觉,一上这些课,他就打瞌睡,课程上了一半,台下睡倒、玩儿手机、聊天的同学占了一多半。很多同学还忙着在外面做兼职、实习,上课出勤率不高。“也不是不想学好,但我真的是不擅长学这些,很多时候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以前的基础就没打好,不如在工厂里实习学到得多。”刘伟坦言。
刘伟的困惑,义乌工商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贾少华很早就注意到了。近日,他的一篇《高职高烧》在微信朋友圈传播开来,阅读量很快就过万。文中,他总结归纳了现在我国高职院校面临的问题,用犀利的语言称高职院校“烧得不轻”,六个高烧症状让高职院校越来越脱离健康的发展轨道,甚至有些“走火入魔”和“神志不清”。
高职“傍大款”
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负责?
贾少华在为高职院校诊断症状的时候,首先瞄准了它的“姓氏问题”。
高职既姓“高”,又姓“职”,但首先应该姓“职”,它的本质是职业教育。但是很多人太注重它的“高”姓,而忘记了它“职”的姓氏,就会按照精英教育的那套标准和模式来办学,这就可能误入歧途。
在贾少华看来,这个在“姓氏问题”上的偏离,使很多高职院校出现了“傍大款”的情况,即高职教育向本科靠拢、向精英教育靠拢,一味强调学高等数学、英语,提升人文素质。
“逻辑上讲,这样的高职发展思路好像没错,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带来的弊端是无限的。自认为是精英,实际上是伪精英,因为发呆无人文,失败无素质。”贾少华说。
在贾少华看来,这种偏离,除了产生刘伟所说的在教学效果上的问题,如学生在课堂上昏睡一片、提不起兴趣、学不到真正的知识精髓,还有更深层次的影响。过分强调高数和英语的课程设置方式,不仅激发不起他们对学习的兴趣,更可怕的是可能摧毁他们的一分自尊和对人生的自信,觉得自己永远也学不会这些,永远也做不好事情,也不知道自己发展的方向在哪里。这就加深了现在社会对高职学生的总体印象:似乎他们学习永远不在状态,生活缺乏激情,缺乏奋斗的目标,过着得过且过的日子,发展后劲儿也与高学历人才的差距越来越大。
“教育最大的悲哀在于摧毁一个人的自尊心。高职学生本来数学就不好,英语也不好,他们学这些就是很吃力,我们还每天拿着数学和英语去折磨他们,可见他们的痛苦和迷茫。”贾少华说。
然而,在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崔岩看来,贾少华的观点“有些偏激”,比如学数理化和英语,很多家长和学生有这个需求,学得好的高职学生,毕业去德国直接读硕士去了,学习更好的技术。如果英语不好,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机会,如果按贾少华的导向,就是要减弱这些课程,肯定也有问题,就限制了学生今后的发展空间。崔岩认为,不同的院校、不同的学科和专业,对不同的基础课程应该有不同的要求,纯粹不学或者都不学都不重视,在现在这个大环境下,很可能就把好学生的后路给断了。
从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季希澄刚工作半年,想法就和上学时不一样了。“我们很多机械都是从国外进口的,说明书和设备参数都是英文,如果这几年学校没有加强英语教学,没逼着我们学,很可能我的英语就荒废了,就很难读懂这些英文的说明书”。
还在上海健康医学院读专科的陶诗远也认为,数学、语文这种课程,是很基础的,学技术涉及很多公式和推导,数学学不好,只能做些简单的操作,更高要求的技能就有些吃力,语文学不好,基本的表达和写作就会很吃力,在这个社会上就很难走得更远,所以不能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