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Abstract: Reformation on the courses of high level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take the tactics of“using for reference”, instead of transplanting, advance gradually instead of changes suddenly, mediation and control instead of taking it natural courses. It must be by the Chinese circumstance,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beve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basic norms of course reformation, and choosing the guiding, planned, step-by-step way developed high level vocational education.   

　　高等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因而在我们明确了改革的背景、现状、目标、任务、趋势等一系列问题之后，对于改革策略问题的思考就变得十分重要了。这里所说的策略，包括改革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选择什么样的进程、采取什么样的管理方式等多方面。只有选择了明智的改革策略，才有可能确保改革取得成功，或者使改革少走弯路。也只有在基本策略选定之后，才谈得上设计或推行具体的改革方案。

　　一、“移植”，还是“借鉴”

　　在美国等经济、技术比较发达的国家，高等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早在本世纪６０年代就开始了。到现在虽然他们的高职课程仍在不断的改革之中，但无疑已在课程领域的各个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如果从８０年代算起，在起步上就比发达国家晚了近２０年。由于人们看到在科技和生产管理领域内，发展中国家常常采用技术引进的策略，以便越过漫长的实验与探索过程，直接将发达国家先进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这种“移植”成功的例子是很多的，故而我国的职业教育界也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可以仿照技术引进策略，直接“移植”发达国家的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和课程开发模式，甚至引进全部的高职课程材料。这种主张并非全无道理，事实上一些高职院校在移植国外先进的课程模式后也确实尝到了一些甜头，至少对以往一成不变的单一传统模式产生了积极的冲击。

　　但是我们认为，对于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来说，“移植”并不是一种明智的策略。其原因之一，高等职业教育不同于职业培训，它作为正规高等学历教育中的技术教育，是国家学制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各国各地区的学制体系不一样，“移植”进来的高职课程很难保证能与其他各类教育的课程，乃至与初、中层次的职业教育课程之间合理衔接。其二，高等职业教育是直接面向劳动力市场的，而由于各国各地区的劳动就业制度不一样，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和社会化职业分工程度不同，因此发展中国家的高职课程在体系结构上就很可能不宜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其三，各国各地区对技术型人才所制定的具体规格要求不尽一致，例如同样是培养技术员，有的国家用初中后的学制，有的国家用高中后的学制，有的国家则干脆规定为是在培养技术工人基础上进行的继续教育学制；对技术员所应具有的知识和技能结构差异也很大，相互间很难比照对应，容易在人才使用和评价上产生不合理和不公正的现象。其四，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其目标的确定和为实现目标所需的手段的选择必然带有一定的价值倾向和传统习惯上的特点。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教育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等方面与我们的巨大差异，因而他们的高职课程中的某些内容、结构以及课程观方面的价值倾向就不一定适用于我国。

　　总之，高等职业教育的性质虽然是技术教育，但技术教育毕竟不能等同于技术，技术教育的课程也不能等同于技术成果。高等职业教育与各国独特的社会体制、文化传统及其国民普遍奉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社会环境因素密切相关，因此高职课程缺乏在国与国之间，尤其是在发达的西方国家和我们这样东方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可移植性。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高职课程在内容、结构和观念上都经历着一个不断演变和发展过程，而这种过程往往是有连续性的、不可跨越的。如果我们在空间上直接去“移植”发达国家的课程，意味着割裂了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一段连续的课程发展历史，这一方面可能造成“移植”过来的课程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状况不相符合，另一方面导致高职教育工作者在课程观念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不适应，而且造成在教学设备等方面的“瓶颈”制约，最终在课程的实施中产生许多问题和困难。在这方面，５０年代初我国全盘照搬苏联经验的教训，相信人们至今仍记忆犹新。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主张采用“借鉴”而不是“移植”的策略。所谓“借鉴”不同于“移植”之处在于它不是全盘照搬，而是吸取国外高职课程中的合理成分加以改造，以适合本国的国情。当然，“借鉴”并不排斥直接采用原型中的某些具体方法。这种“借鉴”策略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借鉴发达国家在高职课程改革过程中关于改革本身的成功做法；二是借鉴发达国家现行的高职课程模式和考察开发模式中的合理成分。前者可以使我们的改革少走弯路；后者则可以优化我们的改革方案设计。

　　事实上，“借鉴”不同于而且优于“移植”之处还在于：“移植”只能照搬某国的某一种模式，从而既照搬了它的优点，也照搬了它的缺点；而“借鉴”则可以广为吸取各国的各种模式课程的优点和长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借鉴本身就是一种创新，而创新正是高职课程为迎接未来技术更高、更快发展的唯一源泉。目前我们已经看到在我国高职课程改革过程中，一些学校已成功地采取了“借鉴”策略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如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主要借鉴了加拿大的ＣＢＥ／ＤＡＣＵＭ模式，上海电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主要借鉴了英国的“课程单元”模式，上海市仪表电子工业职工大学则主要借鉴了德国建立在“双元制”职业培训一级培训基础上的技术员培训二级培训课程模式。

　　二、“突变”，还是“渐进”高等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当然归属于教育改革的范畴。美国学者马克·汉森在《教育管理与组织行为》一书中将教育改革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地震式变革”，另一种是“渐变式变革”。所谓“地震式变革”选择的就是“突变”的策略，这种策略试图全面、迅速地推行一项既定的改革方案。换言之，“突变”策略就是追求“一步到位”，企图在较短的时间内和在较大的空间范围内实现理想的改革目标。运用这种策略所实施的改革风险是很大的，如果改革成功，其收益当然就很大；但若是失败，则损失将十分严重。而高等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由于涉及面相当广，不仅要涉及课程设计、教材编选、教学设备，还要涉及教师和学生的接受心理。因为长期以来，师生双方都习惯于在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课程模式下进行教与学，如果一下子改变传统而代之以彼此都比较陌生的新东西，容易在心理上产生恐惧感进而形成排斥感。在实践中，可以说没有什么比人们心理上的排斥感更加阻碍改革的进程了。

　　因此，我们认为高等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应该采取“渐进”的策略。这种策略的特点，一是在时间上“分步到位”地达到最终的改革目标；二是在空间上“由点及面”地逐步推广改革的方案和成果。理论与实践都已经证明，在教育改革中采用“渐进”策略是比较适合教育领域中的具体情况和特点的，比较容易使改革取得成功。美国学者史密斯和基思在《教育革新剖析》一书中曾精辟地阐述了“渐进”策略，认为“这种策略包含：①较低层次的不确定性和极少脱离本意的结果；②减少时间方面的压力；③拉大重大变革的间距；④限制有关变革的决定；⑤减少对资源的要求。这种策略会使最初的目标作为成功的可能性逐渐增长的自然结果而实现。这样反而增大了造成有利形势的机会”。

　　归根到底，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能够采用“渐进”策略，还是由它所培养的技术型人才具有的职业适应性和高技术发展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渐进性所决定的。试想，如果技术型人才缺乏对特定高技术职业领域的适应性，他们就必须在学校里接受全新的高技术课程学习后才能从事高技术职业岗位的工作；而如果高技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得以迅速地普及和推广，就更加迫使技术型人才全部要接受高技术课程学习，那么这样“渐进”策略可能就行不通了。

　　三、“自流”，还是“调控”

　　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热潮方兴未艾，高职的课程改革更是成为热中之热。但由于各高职院校实施课程改革的动因并不都是源于自觉地意识到这是高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有的动因可能来自于各校为了提高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教学质量的需要，有的动因则可能来自于学校的一些功利性的目的，因此高职的课程改革往往处于“自流”的状态。这样的改革，从目标制定、方案设计到组织实施、工作评价等一系列环节，可能都是属于自发性质的。当然从理论上讲，“自流”也不失为一种改革的策略，它至少可以减轻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于改革的工作责任与压力；而在某种利益机制的驱动下，这种“自流”还会对调动各校改革的积极性起到有效的作用。然而“自流”策略的最大弊端，一是在新课程的开发、设计等方面会造成低水平重复，浪费人力和物力资源；二是在旧课程更新方面，由于纵向缺乏理论指导和咨询服务，横向缺乏信息交流和相互合作，使课程更新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缺少创见；三是因新课程实施后缺乏可靠的质量监督和评估，很可能会忽视实效而使改革流于形式，甚至反而造成教育质量的下降，更谈不上适应高技术发展这一更高的目标与要求了。

　　我们主张，在高等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中宜采用“调控”策略。这种策略要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规划、组织、监督、协调和控制各高职院校的课程改革方面承担起不可推卸的责任，还要求行政管理部门协同有关高技术企业集团为课程改革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和资金、设备方面的支持。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例如在美国，技术教育的课程改革始终是由其教育局ＵＳＯＥ领导和组织的。ＵＳＯＥ在签订合同的保证下，组织专家不断开发适应高技术发展要求的新课程方案计划、课程材料，或者不断修订原有的“课程指导”；一些如ＩＢＭ公司这样的大型高技术企业财团，也在资金、设备方面对改革试点院校予以大力支持，从而使改革稳步发展，真正取得实效。

　　高等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之所以采用“调控”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改革在操作上的复杂性和成本上的昂贵性所决定的。这是因为，如果在课程内容改革方面实施详细的价值分析，在课程结构改革方面全面实现模块化，在课程观念改革方面真正做到吸取各课程论流派之长，那么在课程方案设计和教材编制等方面的工作可想而知将变得异常复杂，加上因要有效地推行全新的课程需添置更多的教学设备而使得改革成本变得十分昂贵。因此，有关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宏观上作适当的调控是完全必要的。有了调控，就有利于避免或减少各高职院校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并实现有限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至于采用什么样的具体“调控”策略，在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关于职业和技术教育课程体系改革若干问题的研究”成果中所提出的实施校际联合改革、宣传和信息服务、校长和教师培训、资源共享、配套改革、课程研究、交流和推广、奖励性推动、行业牵动等９个子策略，完全适用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对高职课程改革的调控。

　　综上所述，高等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必须根据我国的国情、高等职业教育本身的特点和课程改革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选择正确而有效的改革策略，使改革走上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比较稳妥的发展道路。

　　主要参考文献：

　　１沈勤：“面向高技术发展的技术教育课程改革”，《现代职教课程论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２月版。

　　２黄克孝、严雪怡、沈勤：“关于职业和技术教育课程体系改革若干问题的研究课题总报告”，《职教课程改革研究》，科学普及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１月版。

　　３薛喜民：“上海市职业技术教育课程改革与教材建设的基本思路”，《职教模式实验研究》，科学普及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５月版。

　　４黄克孝：“２１世纪中国职教课程发展目标与模式选择”，《面向２１世纪的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２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