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Abstract: Under the two important premises that out–ways for students graduated from high level vocational school were“number hundreds of millions”and “ten million”combination, and that industrial service was the major task of teacher groups during social practice, it was clear that social position of high level vocational education 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 leve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society was based on the industry–education combination, namely, combining industrial service with teaching development. Corresponding, in teacher groups it was not fit for academic title system and it should be replaced by the duty rank system that was helpful for motivating industrial service and teaching development and combined them.

　　一、高职毕业生的出路在“数以亿计”和“数以千万计”的结合部

　　党的十五大提出：“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关系２１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在这个背景下，我国确立了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方针，并从１９９９年秋季开始明显扩大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招生规模，使高等职业教育经历十多年试点阶段后，进入了规范发展阶段。由于试点阶段的多头领导，造成在高等职业教育的外部定位和内部制度建设上存在认识上的差异。在规模发展阶段刚刚开始的时候，对上述问题加以讨论是必要的。

　　在讨论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定位之前，先要弄清高职毕业生的出路在哪里近年来的事实告诉我们，高职毕业生的出路在“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与“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的结合部。即，高职毕业生既可以加入劳动者大军，又可以加入专门人才队伍。这样讲，有以下三方面依据。

　　一是技术进步和迅速发育的市场体制下的用人制度的影响使得劳动者大军与专门人才队伍的界限变得相对模糊。计划体制下的“一条线”，到了市场体制下就变成了有一定宽度的“结合部”。

　　二是高职毕业生走向社会第一次择业要有可员可工的准备。对于这个学历层次的人来说，是不应苛求入门的工作安排的，况且先做一段工人再做技术员既是选拔人才的方式又是培养人才的方式。所谓“要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调整就业期望值”，对高职毕业生来说，理应包含上述准备。

　　三是职业转换的需要。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职业转换是难免的。这个教育层次的毕业生，有些时候，可下才有上的机会，能屈方有伸的可能。

　　我国发达地区不少企业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九十年代的高职就相当于五六十年代的中专。”这个比喻对高职毕业生的出路做了形象的描述。

　　二、产业服务是高职师资队伍社会实践的主要层面

　　产业服务作为一个社会实践的层面，是相对产业开发而言的。产业开发是关系到开创一个行业、改造一个行业或整合某些行业的实践活动，它包含丰富的有关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内容。而产业服务只是将产业开发的成果应用到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和各种管理领域中去。尽管它处处需要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但产业服务一般不涉及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内容。它与产业开发相关联，但与产业开发分处两个不同的层面。

　　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加以说明。如果研制并成批制造一种先进的供生产领域广泛使用的数控机床的控制系统是一种产业开发行为的话，那么，将国内外知名厂家的数控系统和伺服机构拿来更新过时的数控机床或将通用机床改装为数控机床，就是一种产业服务行为。前者具有突破性，它关系到能否创造出拥有中国自己的知识产权名牌产品以跻身世界先进国家之林的大事；后者具有后援性，有巨大的经济效益。有关业内人士提供的资料表明，在改革开放２０年来各行各业进口的数控机床中，已有原值超过１００亿美元的“鸡”趴在了“窝”里，等待更新、改装和维修。而这，主要是产业服务层面的事。

　　产业服务领域十分宽广，它包括技术服务、法律服务、销售服务、采购服务、仓储服务、运输服务、证券服务、保险服务、会计服务、保健服务、旅游服务、信息服务等诸多方面。虽然除高职以外的其他各级各类高等教育也会驻足产业服务，但只有高等职业教育将产业服务作为师资队伍社会实践的主要领域。这样推论有以下三方面的依据。

　　一是产业服务是高等职业学校在专业建设上与相关行业联结的纽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专业建设先进与否直接影响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同时也影响学校的招生吸引力。师资队伍介入产业服务有利于抢先创建新专业和改造老专业。创出名牌专业才可能成为名牌学校。

　　二是产业服务是课程开发的源泉。在技术不断进步、产业不断重组的当今社会，高职课程的不断整合和教学内容的不断更新是教学质量的保证。而产业服务为上述课程开发提供了条件。

　　三是产业服务可以为学生提供难得的实践教学环境。在教师的主导下，将学生从低年级到高年级有针对性地组织到产业服务之中，通过观察、操作和思考的多次循环，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

　　三、产教结合是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定位

　　任何国家的本科大学——尤其是设有研究生院的本科大学都担负着不断冲击学科前沿的责任。我国传统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社会定位是产学研结合，即高新技术产业化、教学开发与科学研究的结合。这个定位适应我国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需要。这里的产学研三者都有靠近学科前沿的成分。与此特点相适应，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实行学衔制即教授、副教授制度。与此相关，这些高等学校享有国家科学研究经费并得到来自产业界的开发资金。这些投入是实行产学研结合的必要条件。

　　我国的高等专科教育属于不授学位的低于本科的一种教育层次，其教学开发谈不上靠近学科前沿，它与社会的联结本不适于用产学研结合概括。但事实上，我国高等专科教育在最近２０年中一直是用产学研结合作为与社会联结的纽带。与此相适应，其内部也实行学衔制。这有其历史的原因。

　　一是我国的本科教育资源相对匮乏，需要用较低层次教育资源补充。２０年来有不少高等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大学，有的甚至是由中等专业学校升格为高等专科学校不久又升格为本科大学的。把与社会的联结定位于产学研结合并实行学衔制，有利于高等专科学校顺利融入本科大学。目前，这个补充过程仍在继续之中。

　　二是我国在８０年代的经济发展中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因素。这种因素误导了教育界对人才结构的估计，使得高等专科教育的社会定位出现高移现象。

　　三是对包括高等专科学校在内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实行包分配的就业制度。多年来这种充分就业的制度掩盖了高等专科教育社会定位高移所带来的问题。这至少是１９９５年出现大专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之前的情况。

　　在高职试点阶段，像职业大学这样的高等职业学校也曾被定位于产学研结合并实施学衔制。多年来的办学实践表明，这些学校取得的成绩多与介入产业服务相关，而难于摆脱“本科压缩型”的窘境则与产学研结合这个社会定位以及学衔制有关。这是由职业大学的教育内涵距离学科前沿尚远这个基本事实决定的。而这个事实从经济与社会发展对职业大学的要求来说是难于改变的。尽管如此，由于职业大学多属地、市一级政府兴办的，而我国地、市一级政府多有将所属职业大学改办成本地区综合性本科大学的期望，因此，同高等专科学校一样，要让职业大学放弃产学研结合的社会定位和学衔制，不是近期能够实现的。

　　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进入规模办学的时候，人们有理由关心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定位以及是否实行学衔制的问题。

　　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定位或者说与社会的联结关系应确立在产教结合上，即产业服务与教学开发相结合。所谓教学开发包括专业建设与课程开发。与此相适应，在师资队伍内部不宜实行学衔制，而代之以某种有利于推动产业服务与教学开发并将二者结合起来的职务等级制。

　　如果沿用高等专科学校和职业大学在过去２０年中实行的产学研结合的社会定位和学衔制，将会在高等职业教育中产生两个现实问题：一是学生的就业期望如何塑造的问题，二是教师的价值取向如何引导的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繁荣和基础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规模将继续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越大，越要求高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做好可员可工的就业准备。这种实实在在而非虚晃一枪的准备是就业机制中的某种“调节器”和“安全阀”。１９９５年我国开始出现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若干年后，几倍于目前高等专科教育规模的高等职业教育若不摆脱产学研结合的社会定位和学衔制，又如何从制度上、环境上和条件上保障按照社会发展的需要来塑造学生的就业期望

　　在传统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在产学研结合和学衔制条件下，教师们争项目、搞研究、出成果、写论文、评奖、升教授这一系列活动十分活跃。我们可以在这些实践中概括出一个“争名倾向”来。这种“争名倾向”符合向学科前沿冲击的需要，同时也符合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对应传统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师资队伍的“争名倾向”，高等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则需要一个“创利倾向”。学校应依照专业特点将教师们组织到相关产业服务中去，并保证产业服务获利的大头让教师占有。如果说大学在高新技术产业化和科学研究上的成果用它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衡量的话，则高等职业学校在产业服务上的成果可以直接用全校教师年度人均个人所得税的数额来衡量。这个数额越高，说明对社会的贡献越大。应该鼓励高等职业学校教师在有组织的产业服务中致富，并以此影响学生，激发学生创业致富的愿望。

　　产学研结合与产教结合相辅相成，“争名倾向”与“创利倾向”并行不悖。有这样的态势才会有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持续发展，有这样的态势也才会有我国整个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