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道德不仅关系到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维系和调节,而且直接关系到每个人如何处世、行事和立身的“为人”之事。上述三方面构成一个有着内在相关性的结构体系。在此框架内,针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当前道德教育内容的基本构成是:以“诚实守信”为核心的“为人之德”;以“责任心”为核心的“为事之德”;以“爱国”为核心的“为民之德”;以“热爱生命,追求自我完善”为核心的“立身之德”。
道德教育①历来是中国学校教育中被十分看重的方面。尽管学术界有“道德相对论”、“环境自发影响说”、“学校德育取消论”等诸多论点②,但在人类生活实践中,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或家庭,都不存在“道德虚空”,也不存在“道德无涉”的教育。道德不仅关系到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维系和调节,而且直接关系到每个人如何处世、行事和立身的“为人”之事。只要是活着的人,都无法在自己的人生实践中回避此事。个人“为人”之事的道理和意向、行为的形成不会与生俱有,它要通过教育、学习和实践、体悟才能逐步确立和形成。所以只要人的形成、发展作为一种过程事实存在,只要“为人之事”无法缺失地存在,道德教育就必存在。从这个角度看,道德与道德教育属人类生活的永恒范畴。
自然,“永恒不等于惟一”,不等于不变,不等于简单,不等于无须思考与研究。就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道德与德育的状态之复杂,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近二十多年来,处于深刻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在进行着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变革的同时,也面临着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和道德领域的尖锐挑战。在道德领域里,这一挑战集中体现为:一方面,原有的道德规范体系趋于“失效”;另一方面,社会发展和个体在当今社会背景下生存发展所需要的新的道德规范体系,尚未十分清晰或被广泛认同与实践,这又导致了道德领域里相当程度的“失范”。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失效”与“失范”,都是从“体系”的角度作的判断,并非指一条条的道德规范或一个个的道德行为,不能由此得出当今的中国社会已无道德规范与行为的结论。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当前重要的、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道德体系的建构。这种需要在江泽民总书记明确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以后更显紧迫。它标示当前道德问题的重要性,已拓展到政治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宽广范围,更需要形成有关道德体系的共识。它属如何实现“以德治国”的前提性认识。对于学校教育中的道德教育来说,目前有关学校道德教育有效性不高的问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就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认识却颇不相同。有人认为是方法问题,有人认为是脱离青少年的实际问题,有人认为是不符合青少年道德成长发展规律问题,也有人提出重建道德规范问题。笔者认为,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存在的,但只有重建道德规范问题属于前提性问题,属于当前首先要解决的认识问题,因此本文把讨论的重点确定于此。
就笔者关注到的有关论文及著作的有限范围看,在分析当代中国道德规范体系的建构问题时,大致可分下列几种不同的取向。
第一种取向在于中国传统道德的发扬方面,主要以取舍与更新为建构策略。其中包括上至伦理哲学中的新儒家学派,下至为青少年编制新的三字经,还有一些学校重新强调忠孝,并赋予新意。在文化市场上,曾国藩家书、朱熹治家格言等历史名人的道德言教及三字经、千字文等通俗读本,阐述老、庄、孔、孟、佛、道等有关人生哲学著作的出版,也可视作是这一思潮的呼应。这一策略想借助传统的深厚根基而植入新的时代内容,这确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冲不破先在的传统结构视野。而传统的道德体系毕竟附着于传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上,与当今社会的巨变和文化的多元状态有相当大的距离。何况,从概念所用的语词到思想表达的形式都沿用“传统”的方式,尽管对年长者和有传统文化功底的人来说有亲切感,但对青少年和普通百姓来讲,却可能带来陈旧感和疏离感。与此相似的还有基于中国革命传统的继承与更新。尽管这是两种很不相同的传统,但这一取向者在对待传统的态度和寻求发展、更新的思路上是相似的。
第二种取向恰恰与前者相反。在揭示传统道德的局限与不合时宜性的基础上,倾向于从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变化的角度来重建道德规范理论,如强调基于维护个人合法利益之上的道德规范、“公平”作为基本道德核心等。其基本特征是把传统道德对“精神”崇高的追求,转向对食人间烟火的“物质利益”的关怀。这一转向的合理性在于反映了社会世俗化的走向,也是大众文化在道德领域中的折射,精神崇高的追求通常是精英文化的产物。然而,其局限恐怕也在于此,即把道德的基础过分集中于经济与利益上,它具有“矫枉”的价值,也内含着“过正”的危险。
第三种取向是基于道德主体活动领域提出当今社会的道德规范。大部分是把活动领域划分为家庭、学校或工作领域、社会公共领域等三大块,而后在每个领域中提出具体的道德规范,如家庭中夫妻、父母及子女、邻里、亲友之间的一系列基本道德要求。这种分法的好处是易对照、好操作,问题是琐碎和缺乏对道德根基的深层思考,因此也会出现混杂不清的状态。但其以道德主体为出发点的立场,与前两种都不相同,也富有启发性。与此相似的是列出人生不同年龄段的道德规范。如果前者是想提供一个以人生空间为坐标而排列的道德规范体系,后者则是想提供一个以生命时间为坐标的道德规范体系。其思路基本一致,故将它们归为一类。
对以上三种取向四种类型的道德体系重建方式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了本文在回答同一问题时所追求的取向,那就是努力在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社会、精神与物质、崇高与平实、道德主体与道德对象、关联与差异、传承与创生的关照之中,以每一个作为社会人的道德主体在人生中不可规避的基础性道德关系和道德角色为分析框架,以当代中国社会及个体自身发展对人的道德要求作为选择核心道德内容的依据,来建构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道德体系。在此,寻求的是最基础性的、一般的构成,是对每个人来说都需要和可能的要求,是有内在关联的体系式的构成。
依着上述立场和思路,首先要作出的分析是作为社会人的每一个道德主体在人生中不可规避的基础性道德关系和道德角色。以此为据,形成建构道德体系的分析框架。由于企图把握的是基础性的道德关系和道德角色,因此,具有概括性高,结构的抽象性、稳定性强和统摄面宽的特征。他人若认同我们提出的基本立场和思路,就可能认同这一分析框架。所以,这一结构还潜在着可认同性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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