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银广夏事件”引发了全国对于“诚信”的关注——假冒伪劣产品、金融诈骗、虚假广告、假唱、黑哨、黑嘴、非法传销、偷税漏税、“三角债”、恶意赖账……等等不一而足,无怪乎此次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谈的最多的话题是诚信,提案议案最集中的话题也是诚信。
曾子曰:“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古人如此重视“诚信”,让今人不得不为之汗颜。莫论如今社会诚信的近乎沦丧,就连曾经纯净的校园也染上了欺骗之风。这些剽窃、假文凭和大学生悔约等不光彩的现象和行为,也引起了代表委员们的关注。
一、博导剽窃事件引发轩然大波
新闻链接:北大一博导剽窃十万字被严肃处理涉嫌剽窃国外名教材的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已受到严肃处理。记者1月14日从北京大学获悉,北大校领导已与王铭铭进行了严肃的谈话,他本人对此事也有了较深刻的认识。目前,王铭铭的学术职务基本已全部被撤消,其中包括北大民俗学研究中心主任、北大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北大人类学教研室主任等职务。北大社会学系正准备以此作为教材,对全体教师进行关于学术道德的教育。
据了解,揭露剽窃真相的是北京某大学中文系2000级博士研究生,真名为王晓生,专业是研究文艺理论。今年1月10日,《社会科学报》第七版刊登了王晓生以“晓声”为名写的稿子《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文章中所指的剽窃者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年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王铭铭。
代表委员声音: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应松年教授:指标引发科研“大跃进”
“所谓‘数字面前人人平等’,表面看公平合理,但做学问特别是搞人文学科不能形而上学,忽视精神创造的特殊性。否则客观上极易诱惑学者走上粗制滥造甚至投机取巧之路。”按照现在的有关规定,教授、副教授、讲师等每年都应在核心期刊或相应的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标准的论文或文章,有的学校甚至发出了不出“成果”就下岗的“红头文件”,结果许多大学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科研“大跃进”。
全国政协委员、华南师范大学教授王守昌:“学术腐败”源自管理体制
本来,我们是寄望于国内年轻的学者,经过多年的积累研究,有可能会慢慢出一批优秀的甚至是极富创新的成果,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却要被迫去完成这些“定额”和“指标”,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了无聊的重复和抄袭上了。
学界出现的这些现象,并非纯属个人道德修养问题,更多的是要反思我们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长期以来,一些高校缺乏学术交流、学术积累的自觉意识,鲜有学术创新的勇气,满足于陈词滥调,低水平重复。对一些暴露出来的问题处理不力。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浩:不要夸大“学术腐败”
学术腐败的现象当然有。但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仍然是在认认真真做人、勤勤恳恳研究学问,对这一点,必须要充分肯定。
二、假文凭、混文凭愈演愈烈
新闻链接:五人来应聘四人用假货文凭造假愈演愈烈上海浦东某单位近日通过社会招聘,计划录用五名员工,然而该企业拿着应聘者学历文凭到市人事局评价中心进行检验后,得到的结果却令用人单位大吃一惊,五个人之中,居然有四人持假学历文凭。单位老总气愤地说,为招聘公司花费大量人力、物力,选来的却是“假人才”,文凭造假太可恶!
上海人事局的评价中心每月都要为1000多份学历文凭验明正身。评价中心的陶主任告诉记者,中心检测假文凭的手段主要有“一看、二摸、三查、四联系”四个步骤,通过字迹图章、纸张质地、网络信息库和联系毕业学校等手段来进行验证。检验结果显示,现在文凭造假的途径和花招越来越多。
新闻链接:轻松混张大学文凭地方党校招生门庭若市据2001年第24期《半月谈》发表文章《党校招生“热”的背后》报道,目前正值地方各类院校函授招生之际。与一些门可罗雀的院校相比,地方党校的招生却是门庭若市,报名人数以5%的增长率递增。究其原因:党校文凭好拿。
据调查,报名学员中,近92%的人是地方党政机关干部。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人希望在党校能顺利过三关——入学关、上课关、毕业关,混张文凭,便于增资提干。同时,也的确有一些党校,办教育走入误区,只要充足的生源能给学校带来可观的效益,对报名者就来者不拒,照单全收,此一恶风在基层党校愈刮愈烈。这位作者还做了较具体的描述:在安排课程时,这类党校常以“不影响大家工作”为由,将面授时间能省则省,一压再压,一本600多页的书,2天授完是常有的事。学员上课,呼机手机聊天声,声声入耳;家事琐事无聊事,事事关心。更有甚者,有学员竟利用上课时间公车私用、公款吃喝,以“加深同学感情”为由,招待领导,拉拢关系。到考试时,考场比活动室还热闹,抄袭声不绝于耳。由上头硬性分来的补考名额,党校教师竟找两个乡镇非领导学员充数。学员毕业时,只要和校方钱货两清,则皆大欢喜。
代表委员声音: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农业大学教授黄为一:倡导重视真才实学风气
全社会要倡导重视真才实学的风气,不要单纯用文凭作为考核杠杆,从根本上杜绝名不符实的所谓“文凭”。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高校应对混文凭的官员说"不"
应当严格限制领导干部在职攻读研究生学位。他建议个人有此要求必须首先辞去现任职务,并由个人支付全部费用;组织安排的也应不再担任主要负责工作,以保证完成学业的最低时间。
全国政协科技界委员蔡国雄:警惕有人利用职权换取"腐败文凭"
要警惕一些人利用职权换取“腐败文凭”。当前政府部门为打击假文凭,采取了不少措施,如在因特网上公布各大高校的文凭授予情况等,这些措施能限制假文凭,却不能限制“腐败文凭”。“腐败文凭”不是假文凭,但却是一种高级腐败,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三、大学生频繁跳槽引发“诚信”争议新闻链接:大学生跳槽纠纷反映契约意识薄弱调查提示仅今年上半年,市第二中级法院已接连受理6起大学毕业生劳动争议案。普陀、长宁、徐汇等区法院近两年也受理了数起此类劳动争议案件,其中大部分是因为大学生提前解除合同引起的,而且涉讼人员主要是外地留沪大学毕业生。
大学毕业生工作不久就跳槽,原因多种多样。有的大学毕业生在庭审中说,劳动合同中有关最低服务年限和违约金的约定不公平,当时之所以签约,是因为急于找工作,解决户口问题。有的大学毕业生则是因为另有高薪职位在招手,因此义无反顾地与老东家分手。而有的是嫌现在的职位太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太大。王安法官认为,“跳槽”是劳动者的自由,可是同样有遵守合同的义务。“一诺千金。既然签了约,就应当努力遵守。你既然要走,那就先把违约金付了。诚实信用,这是市场经济社会对公民的最基本要求。”他认为,目前一些大学毕业生的法律意识、契约意识比较薄弱。
代表委员声音: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药业集团董事长师春生代表:出了校门未必马上做“白领”
大学生择业观上存在的一些偏差,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就业矛盾”。在美国,许多企业的操作岗位上,都有大学生。而我们不少大学生到企业应聘,首先提出要进研究室,要有丰厚的薪金。想干大事业,要有高起点,这没错,但要一步步做起,从基础做起。在我们公司,10年前进来的大学生当上了总经理、总工程师,他们无一不是从一个具体岗位踏踏实实走上来的。
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对自己的估价不能过高,不了解社会,不熟悉企业,怎么可能一步登天呢。10年来我们公司平均每年都要进50多名大学生,今年全集团大约要从高校招100多人。他们到企业后,肯定被放在具体岗位,从基础工作干起。
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调整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很多学生总以为大学一毕业就成了专门人才,出了校门就要做“白领”。其实大量的大学毕业生还应当是普通劳动者。不同的是他们受过专门教育,素质高,有助于提高整个行业的水平。将来的情况是,如果你没受过高等教育,连普通的基层岗位也找不到。现在有一些中专生毕业到工厂当技术工人,这在目前情况下还可以,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各个行业的就业起点也会水涨船高,将有更多的大学生进入技术工人队伍。
大学生的择业观必须转变,调整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其实在西部和内陆地区需要更多的大学生,有更大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