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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伟大转折，是中国革命航船的舵手毛泽东推动这次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遵义前后，毛泽东运筹帷幄，多谋善断，砥砺前行，同错误路线巧妙博弈，表现出了超人的政治智慧。

　　一是“韬光养晦，留住青山”。1933年秋，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苏区，当时党中央总书记博古奉其为“太上皇”，军事问题全由李德说了算，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对“左”倾领导者的排挤，毛泽东忍辱负重，他以革命利益为重，从不意气用事。他是坚定的革命者，他在不断地思考着红军的前途和命运，但他的正确主张如果直接向博古、李德提出，就会因他们的偏见和嫉妒而不被采纳。因此，他往往是通过与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交换意见，由他们提出来研究，这样就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左倾”路线给红军带来的损失。毛泽东“静”观势态的发展，思考着红军的前途，谋划着与“左”倾路线斗争的策略。由于毛泽东的“冷静”，使其避免了被“整死”的下场。

　　二是“避其锋芒，蓄积力量”。遵义会议，从酝酿、准备到召开在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始终起了谋划和推动的作用。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到遵义会议前夕，毛泽东在广大红军指战员中做了很多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毛泽东要首先争取“实力”人物的支持，他不断找党性强、作风正派、处于中央核心领导层的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党和军队高级干部交换意见，提出自已的正确主张，指出博古、李德的错误和危害。李德后来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对博古说：“（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们接受他的思想。”但博古已“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充足的理由把这三个老资格共产党领导人分开”。

　　三是“抓住战机，一锤定音”。要变更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绝非易事，必须要等待有利时机。在到达遵义前，由于毛泽东耐心细致的“解释”和王稼祥、张闻天等的积极工作，毛泽东的作战思想逐渐占据上风。相反，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人减少到只有2万 多人，“左”倾领导者的错误和危害已充分暴露出来，红军指战员对“左”倾领导者的不满情绪达到了极点，并意识到这是排斥毛泽东正确意见的结果。在血的教训面前，广大指战员已认识到，只有毛泽东出来指挥战斗，才能使红军打胜战，毛泽东重新出来指挥红军已是呼之欲出。 “为此，王稼祥找张闻天，……接着，他又找了其他负责同志，一一交换了意见”，王稼祥先同张闻天谈了，后来又取得周恩来同志的同意，这样，遵义会议顺利召开。

　　四是“高瞻远瞩，善谋团结”。为了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使红军更加团结，避免出现分裂，会议只讨论当时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解除了博古和李德两人的军事指挥权，以挽救处于生死存亡关键时刻的红军。张闻天曾说过“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此时，毛泽东的威信在全军已重新树立起来，完全有实力和有资格成为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人。但毛泽东拒绝了，他推举作风民主的张闻天（洛甫）担任总书记，这样既避免授人以柄，同时又容易让共产国际接受。他海纳百川、宽宏大量。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曾写到：“有趣的是，全党都知道，尽管博古曾反对毛，但毛对博古是宽宏大量的。在毛的地位得到巩固以后很久，博古在中央委员会仍处于受信任的地位。李德也继续受到尊重，毛有意地经常找他咨询事务。”

　　在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既有原则的坚定性，又有策略的灵活性，力挽狂澜于既倒，力扶大厦于将倾，以其雄才大略、超人的政治智慧，挽救了党和红军。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踏上了胜利的坦途。抚今追昔，饮水思源，我们今天能在这样的和平环境中进行改革和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的历史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