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时代,其变革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见,任何社会、任何个体概莫能置身于该变革之外。
就很多方面而言,变革是围绕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进行的。几乎每个国家的经济都在发展,不管其经济处在哪个发展阶段。全球工业革命在日益增长的跨国经济交往及现代科技活力的推动下,正如火如荼。虽然政府依然是变革进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但私营部门的作用正稳步增强。重要的系统性差异仍将存在,但总的来说,当前的经济革命正在拉近不同国家的距离,并为其提供相似性不断增强的制度体系。
因此,贸易、外国投资以及采用最先进的设备和生产模式,已成为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由于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加之来自国内方方面面的压力,保护主义的力量依然不可轻视,但各种壁垒正在渐渐减少。
经济革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政治影响。中产阶级人数变得更多,力量也更强大,其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内参与政治的兴趣也随之不断增强,以保护并促进自身的利益。而且,随着国内各阶层及各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民怨也随之升高。因此,政府必须应对这些新问题,以保持社会的稳定。
尽管当前种种趋势导致政治开放度在世界上几乎每个角落都有所扩大,但共同的政治制度还未出现;在不远的将来也不大可能出现。由于担心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会导致混乱局面反复出现,许多政治精英分子坚持维持威权统治,并在民众中得到不同程度的支持。但不管怎么说,政治开放度的扩展几乎无处不在。
此外,由于现代通讯手段可以覆盖全球,旅游范围也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对外部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这在世界各地都产生了政治与文化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年轻人,由于受到形形色色的外来音乐、戏剧、服装以至价值观、生活方式和与其他人的交往等方面的影响,更加多样性的文化正在他们中间产生。
毫无疑问,正在进行的这场革命影响了每个国家的外交关系和战略决策。虽然历史遗留问题成为亚洲等地区的沉重包袱,在某些情况下使双边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但总的来说,现在几乎每个政府都在寻求与其它总体上来说形象正面、社会紧张程度较低的政府搞好关系,以便自己全力以赴解决这场革命中国内出现的错综复杂的问题。同时,军事现代化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时代的产物。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包括核武器在内的现代武器被纳入到考虑范围。从而,两国或多国间的全面战争,尤其是主要大国之间的战争,将几乎肯定会给参战各方带来灾难。就此而言,21世纪的情况与20世纪迥然不同,因为20世纪还可以打赢战争,虽然要付出很沉重的代价。
今天,政治暴力依然广泛存在,但一般以非官方或半官方的好战组织形式存在。这些团体因忠诚于某种信仰或事业而聚结在一起,并愿意为成功而牺牲生命。随着教派或族群之间的冲突不断增加,好战组织崛起并导致暴力不断升级。好战分子可以获得现代武器,这对问题的解决不啻是火上浇油。目前还没有找到应对这种挑战的有效办法,但很清楚的是,解决该问题需要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的应对措施。同时,每个国家都必须根据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和社群主义这三股相互交织又时有冲突的力量进行调整。社群主义是指个体因寻求更有意义的认同感转而更紧密地投身宗教(尤指原教旨主义),更为重视族群问题,或对当地的社区或本地区更为忠诚。因此,社群主义可导致分离主义。
国家如何应对这三种势力将影响自身的稳定与发展。现在,国际主义有多种表现形式且重要性不断增加。除像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之类的全球组织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区域组织,这方面尤以亚太地区为盛。建立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努力正在进行之中。然而,各国同时又不断寻求就特殊问题在六边、四边或双边基础上展开对话。实际上,正是在这些层面上取得的进展最大。范围更大的国际活动的作用在于把领导人召集到一起并就重点问题展开对话,但这些活动很少能提出解决重点问题的办法。在范围小一些的层面上,我们正在取得更多的成果。然而,我们仍处于国际主义的早期阶段,要想取得实效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对所谓的“人类安全”的重点关注是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需求;政府及非政府机构均已参与其中。由于全球变暖、污染、资源管理以及社会老龄化等问题不断涌现,这些问题将成为本世纪中期关键性的问题,需要得到的关注要比现在多得多。
同时,几乎世界的每个角落民族主义都在崛起,主要是作为增强凝聚力和为政府赢得支持的手段。实际上,由于其他形式的意识形态在大多数国家日渐式微,民族主义因此成为更具价值的手段。然而,如何控制并运用民族主义对当今主要国家来说,都是一大挑战。
而且,众所周知,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社群主义。它的某些表现形式可能对稳定有所帮助,但走向极端,就成为分裂与暴力的主要根源,不管在国内还在国际上都是一样。现在,如果想取得持续的进步,则必须继续坚持以民族国家作为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在试图推测未来趋势之前,仍需在当今时代的主要大国中实行这些基本原则。我首先将简要地分析对比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因为这一地区可能将主导21世纪。不管是采用经济、政治还是战略标准进行衡量,美国现在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未来几十年情况可能也不会发生变化。在经济领域,美国在人均国民收入、经济总量的增长以及与国际社会的交往方面均显示出持续增强的力量。当然问题依然存在:通货膨胀的威胁、债务普遍的状况、巨额贸易逆差、在诸如服装及汽车等关键领域竞现状争力下降以及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压力等。然而,美国经济未来似乎仍将保持温和的增长速度,虽然偶尔也会下降。从政治角度来看,美国人界定的全面意义上的民主在美国根深蒂固:全面的政治自由、自由而具竞争性的选举以及法治。然而,和其他地方一样,美国人民与他们的领导及现有的政党时常也会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当前的情况就是如此。因此,政治热情会受到打击,现有体系与人民之间会产生某种隔阂。
与此同时,近来意识形态及民族主义因素联起手来,共同推进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形不同的是,美国在二战后的国际关系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而且,为使这种作用合法化,美国领导人宣称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捍卫民主、打击独裁统治。然而,美国的政策在世界许多地方引发了反美情绪的上升。并且,在美国本土,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也对该政策的成本及其背后的逻辑提出质疑。美国的单边主义正在消退,在处理复杂的问题时正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这种转变在亚洲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其前景依然难以确定。很清楚的一点是,美国不能退回到闭关自守的状态:过去美国曾几次做出这种选择。美国能否找到一条道路,使其他国家与美国一道领导世界、共同决策并且由国际社会以美国及其同伴满意的方式来分担领导的成本,是压倒一切的最为重要的问题。总而言之,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面临的挑战相当巨大。
接下来当然要数中国;它是现如今崛起速度最快的大国。中国对早些年实行的左倾政策进行了戏剧化的转变,决定推进所有制结构变革,大力发展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近年来中国经济每年以9-11%的速度增长,彰显了这个国家经济的活力。中国仍然面临许多问题,其中包括穷人与中产阶级及富有阶层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地区差异、重要部门仍由政府主导、污染加剧及腐败。而且,中国要想成为高度发达的经济体,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然而,中国当前的经济表现让人印象深刻,也彰显出改变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乃明智之举。
中国不同于西方所定义的民主国家,在这个地域辽阔、各地差异极大的社会里,人们的行动自由已明显提高,政治风景线变得更为复杂,快速变化的公民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将数不胜数。
同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呈现出的特点是:与大多数邻国关系得到改善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延伸,特别是在中东与非洲。各种各样的问题依然有待解决,有历史方面的,有领土方面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经济冲突还会压倒一切。然而,紧张形势总的来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低。中国拥有了应对任何外来威胁的缓冲带,其地区环境也使中国能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中国社会将继续面对诸多挑战,但如果它能在国际国内坚持实用主义的政策,并能忍受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如台湾问题,中国社会就很有可能继续保持增长的势头。
日本是另一个处于变革的风头浪尖上的亚洲社会。日本仍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经济发展相当可观,但日本必须以新的、创新性的经济政策来面对某些现实问题。其政府需要执行主要的经济改革,进一步减少国家官僚的控制力,更全面地向外部开放其经济,重新审视其过去的雇佣政策。日本国内资源稀缺,已步入老龄化社会行列,保护主义——尤其在农业部门——有待减少,这些问题,都明显对日本构成挑战。
政治上,日本是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近来它遇到了民主所带来的问题:选民与政府日渐疏远,领导软弱无力,当权者推行必要的改革的能力受到质疑。一场变革看来正在进行,将日本从一个半政党的体制中带到一个真正的两党体制中去,让两党竞逐执政的权力。但不管如何,争夺的焦点是在政治的中间派上;右派具有部分影响力,但由于日本是一个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左派依然会软弱无力。
外交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改善与东北亚国家自二战以来受到困扰的双边关系。为达到这一目标所进行的努力自安倍就任首相以来已经开始。中日两国高层进行了互访并达成部分协议。安倍还访问了印度与韩国,表现出对彰显并改善日本国际地位的兴趣。但现在对其结果进行判断还为时过早。就更广的范围而言,日本已呈现日渐国际化的姿态,在东亚地区组织中正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并成为该地区主要的援助国。而且,日本与美国的战略盟友关系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但日本会拓展其安全政策,其中包括修改宪法以允许日本拥有与其他国家同等的安全政策。日本的民族主义,像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正成为一个重要性不断增强的因素。但目前而言,民族主义虽然正困扰着某些国家,民族主义在日本基本上还在掌控之中。尽管未来几十年里日本作为一个主要大国的地位与正在崛起的国家相比可能会有所衰落,但日本依然会在亚太地区发挥重要作用。如果政策得当,日本能够在其体制框架内应对正在发生的变化。
俄罗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传奇。近年来俄罗斯努力地进行调整,以应对解体及当初的经济政策错误。现在,俄罗斯重回经济增长之路,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其能源供给。俄罗斯脚下的路仍然很长。而且,漫长的政治局势不稳定之后,弗拉基米尔·普京重建了一个更具威权性质和高度集权化的政府并拥有相当高的公众支持度。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各不相同:与中国、印度以及许多中亚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改善;与西方的关系,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由于经济及政治战略的缘故都还很脆弱。然而,就某些方面而言,俄罗斯将作为一个主要的大国重新崛起,其影响力将跨越广袤的欧亚大陆甚至更远。
同时,另一个对整个地区举足轻重的国家是印度,其经济现在正快速发展。印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由政治精英阶层统治的国家,从殖民地上诞生伊始就拥抱民主。然而同时,这个精英阶层主张由国家控制的、半社会主义化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对外扩张及对私营企业的重视只是近来才发生的事。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印度必须面对许多问题,但在未来几十年内其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依然看好。
刚刚谈到的五个国家,在未来几十年里,毫无疑问会在全球经济、政治及战略事务中发挥领导性的作用。其他一些地区的重要性也会增加,但没有哪一个可能会挑战亚太巨人们的压倒性优势地位。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目前经济增长令人满意,但在许多方面受到政治问题的困扰。它们以不同形式支持国际主义,但又出于团结的目的鼓励民族主义。社群主义在有些东南亚国家依然是个问题,但总的来说,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社群主义在本地区相对较弱。
相比较而言,南亚除印度之外的其他国家形势都不乐观:经济增长乏力,政治不团结状况非常普遍,政府机构力量薄弱,前途充满不确定性。中东及非洲的情况也是如此,前途也不确定,并可能蕴藏重重危机。
鉴于当前的状况在未来几十年可能仍将继续存在,地区及全球的安宁与发展的前景仍值得期待。我先来简要地谈谈谨慎乐观的一些理由。首先,当前的工业革命肯定将会继续,其结果之一将是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而且,在这种趋势中,亚太地区将起领军作用,但其他地区在看到亚洲革命的成果后,将不同程度地追随亚洲的脚步。亚洲之路——在国内建立经济秩序,在国家间大幅减少壁垒——将在其它地区得到效仿。显然还必须解决许多问题——其中有些问题还很严重,包括经济关系中妨碍实现公平公正的政策,以及相应的一再强化保护主义的企图。尽管有诸多争论及周期性的危机,对技术、资金、投资以及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进行共享这种大的趋势仍将继续。
这种现实情况有很强的政治意义。不管经济问题造成什么样的紧张局势,不断增强的相互依赖将成为威慑力量,避免双边关系彻底破裂,因为不得不考虑双边关系破裂对相关国家经济健康的影响。因此,努力创建真正的具有自身规则和管理渠道的国际经济体系将占上风。通过各类国际渠道,不同的方案将会得到评估,并且,该体系将会在某一时刻产生。
另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将出现在政治领域。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对外部世界积极开放市场以及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将促成更大的国际政治包容性。某种程度上说,政治变革肯定会紧随经济变革而到来。这不是说政治制度或体系会趋于雷同。不同之处将继续存在,这与文化、发展阶段以及本土的挑战息息相关。然而,更大的开放度将鼓励公民及官员与其他政治体系之间进行更紧密的互动,对其优缺点进行评价,并在一段时间后会产生某种影响。
我们还要认识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完全本土化的、与外部影响分离的“纯文明”已不复存在了。每个社会都在诸多方面受到其他社会的影响,从服装到饮食,再到美术和音乐;既有政治领域的影响,也有文化领域的影响,这一点很快大家就会注意到。然而,广义地说,观察他人并被他人影响的过程——有时是负面的影响但更多的却是正面的影响——正在稳步扩展。
全球化中另一重要因素是现代科技在方方面面的快速发展。这不仅刺激了经济融合,推动了大规模的外国投资和对生产中心的重塑,从战略层面来讲,正如前面所言,这极大地提高了冲突的成本。人们可能会不同意核武化使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变小,但对于有一点大家却没什么疑问,即要通过两国或多国之间的战争来赢得胜利的可能性非常之小;现在大多数领导人也认识到这一点。
因此,对未来两国及多国关系保持谨慎乐观的立场是很有说服力的。寻求和谐,对争议进行裁定并建立新的有助于经济、战略及文化合作的跨国机制的一方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然而,对上述新秩序的种种现实威胁绝不能忽视。
当前,恐怖主义的威胁——通常由社会内部某些团体发动而非一个国家或社会作为整体来发动——引起了普遍关注并在某种情况下影响了国家的政策。原教旨主义的实力,不管是通过宗教还是政治信条加以表现,就在于它为个人提供了一种深植于内心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来自一整套包罗万象的信仰,指导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一个变化无处不在、价值观并不稳固、经济状况也突然会发生改变的时代,以原教旨主义形式提供的保护就会很有吸引力;当它罩上一件更为宽大的文化外衣时,则更是如此了。
极端主义现在的表现形式将不会很快也不会轻易地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只有通过经济与社会变革,并且让民众整体上获得不断增多的机会,才可能减少极端主义的发生。众所周知,现代武器使极端分子获得制造人员伤亡并造成与过去大规模内战相当的破坏的能力。让人担忧的是,如今,准备为自己的信仰赴死的人正在不断增加。对极端主义必须使用军事力量,但仅靠军事力量是不够的。与极端主义的斗争必须延伸到经济与政治领域中去,包括推广不同的价值观。
同时,还有另一个影响安定的因素:加剧紧张局势并阻碍了各条战线上进行密切合作的两个问题——朝鲜问题与台湾问题——将继续下去;这对亚太地区尤其如此。幸运的是,经过漫长而艰苦的谈判,朝鲜核问题近来已看到改善迹象,尽管所有与朝鲜相关问题的解决以及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肯定会很困难。台湾问题的复杂程度不亚于朝鲜问题。尽管海峡两岸的经济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不断扩展,政治对话的僵局却未能打开。台湾领导人更替能否启动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对话依然有待观察。同时,台湾问题将继续使中国与美、日两国的关系变得复杂。
最后,所有国家都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是,要采取更有意义并更为坚决的行动来应对人类安全问题。如何应对诸如全球变暖、资源利用、污染以及老龄化之类的问题在未来几十年里对双边及多边国家关系都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各种对话与正式的协议综合地运用创新性的国内政策与国际合作是当务之急。人类安全问题将是二十一世纪中期压倒一切的问题,决定着和谐与合作的成败。
纵观全球局势,我们会很清楚的发现,尽管当前的发展趋势有利于缓解主要大国之间的双边或多边紧张局势,世界大多数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并且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增强,但这并不是说有待控制或有待解决的问题无足轻重。为此,像北京论坛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对促进政府采取行动而言,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为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创始人和首任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