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首先，我要祝贺北京论坛（2006）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对人类文明方式的思考”为主题进行讨论。

　　自从工业化革命以后，人类物质文明确实发展得非常快，但是暴力、冲突、恐怖主义还是到处存在。如果以幸福指数来衡量，现在的人不见得比过去的人幸福，当然我们想创造一个美丽的幸福社会。

　　中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得非常快，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高。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化者所追求的目标和西方是有所不同的。中国理想的政府设定了一个“中和”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天地万物共同生存发展。

　　中国在21世纪，经济保持快速发展，在这个历史关键起点上，作为文化中心的北大，中国怎么样把传统文化的精神进行保留，同时中国的文明如何对人类文明作出贡献。我想这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在北大工作的所有老师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

　　我是经济学家，我不是文化学者，我没有能力从一般意义上讲中国文化对西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作为经济学家，我想的是怎么样在理论发展上面作出贡献，以及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对人类的共同繁荣作出贡献。这几个问题也就是理论创新的问题。

　　在1995年，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学杂志叫《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曾经邀请我去写一篇祝贺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面我提出了一个命题，我认为21世纪很可能是世界经济学大师在中国作出贡献的世纪。21世纪甚至有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界。

　　当时我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因为作为研究经济学的理论学者，我知道，理论其实只不过就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作为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你怎么能说这个理论是重要的理论，这个理论是贡献大的理论。其实，一个理论的贡献大小，决定于这个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和重大的事情。什么又是重要的经济学体系呢？发生在最大最重要国家的经济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经济体系。从亚当斯密开始一直到30年代，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是在伦敦。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的中心转移到美国。因此，世界经济学也跟着转移了。当然从经济规模和经济影响来讲，中国今天与美国比较起来是小的。今天中国经济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10%，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20%还不到，但是研究者发现，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和日本在1960年代，韩国在1970年代非常相似。而中国自从经济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的发展轨迹和日本、韩国是非常相似的，因此会保持20年、30年快速的增长。国际经济学界有相当多的人相信，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会赶上美国，中国会恢复自己的历史地位，成为全世界最大、最有影响的国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就会是影响世界的重要途径。我想这就是在国际上掀起了一个“中国热”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理论作出研究总是在于现有的理论不能解释现有的现象。以我所研究的宏观经济学来讲，在30年代以前，当时宏观经济学是一种新能源宏观经济。原来的经济理论没有办法预测经济现象。中国从改革开放开始，有太多现象不能用现有的、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

　　中国从70、80年代开始进行的改革，采取的是一种渐进的、双轨式的方式。即使在8、90年代初，国外包括中国经济学界曾经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探讨，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但是最糟的经济是双轨式的经济。中国经济是渐进式的，在被认为是最糟的改革方式中进一步增长。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的经济速度问题。有不少经济学家说中国经济增长顶多只有2-3%，甚至是5%，但是在那几年时间里，中国每年增长在7.8%，在当时全世界增长中是最快的。现在世界上的共识是对中国经济预测如果有误差的话，是低估，而不是高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想有两种原因，或者是国外经济学大师不懂经济学，不懂经济学理论，或者他们的经济学理论有问题。这些经济学家有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很多是麻省理工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家。所以我们不能说他们不懂经济学，只是他们现有的经济学里可能有一些偏差。不仅是在转型上，即使在发展问题上也是这样，研究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在50、60年代，有很多主流发展经济学者，现在基本上没有了。在50、60、70、80年代经济发展非常好的日本跟亚洲四条小龙，他们的政策在当时居于世界前列。也就是说，现有的发展理论是不能够真正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的。

　　其实发展中国家因为50、60年代的发展是失误的，所以他们在70年代末就出现经济危机，当时的经济改革应该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中产生的，按照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所讲的什么叫有效市场经济理论，也就是所谓“华盛顿共识”，它的内容就是乃至现在一般经济学教授讲的有效经济学。三年前，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做了一个实证性的研究，世界上有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在80、90年代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供的“华盛顿共识”来进行的经济研究，但是他发现如果从这么一个单一指标进行教育、透明度、市场开放程度研究，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的确有所变化，第一是经济比以前的增长速度降低了，第二是经济不稳定性波动导致了危机。

　　这些经济学理论需要创新。理论是简单的指标，重要的是在某种体系中我们应该保留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体系，来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就是所谓的“近水楼台先得月”。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最大的转型中国家，作为一个在发展中曾经失败过，而现在又成为一个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转型中的国家，我想中国经济学家在选取什么样的变量保留在经济学理论中，是有权做出选择的。中国经济学家可以研究出新的发展理论，可以把中国的转型跟中国发展结合在一起，中国就会赢得经济上的增长。中国提出发展理论和转型理论应该是对发达国家更有参考价值的。当然这只是一个机会，要把这个机会变成现实，对中国经济学家有很多挑战。

　　中国经济学家当然是中国的知识精英，而这种精英向来有一种特殊的责任。看到中国从一个天朝大国，被西方殖民列强侵占，他们总抱着“西天取经”的概念，希望能够到国外学习先进的理论来指导中国，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真正取回西天的“真经”。因为我们发现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和精神在变化，比如说西方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后来变成卡因斯理论等等。在这样过程中我们应如何取舍？到底哪一部“经”适合我们呢？其实这些“经”在不断适应社会，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西方条件不断在变化，因此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也在不断变化。中国这么一个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中国家，中国的状况、条件当然是跟西方的状况、条件不一样，因此，想把西方的理论取回来，适应中国改革发展这个思路是不对的。我们国内开了一个纪念长征70周年的大会，在大会上，胡锦涛主席讲了一段话，我个人认为非常好。他说“从长征以后70年中，我们在追求中国发展过程中，不能照搬国外的理论，也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这70年，中国的成功一再证明必须尊重中国创造，自己不断地创新。”其实这就是对伟大的马克思、对中国的社会科学最好的概括。要理论创新，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自己深入到中国的实际去研究我们的现实理论是什么，我们的机会在什么地方，然后归纳总结出自己的经济理论。

　　归纳是什么呢？不是说简单说教我们学生一套现成的理论，而是教我们的学生毕业以后会自己总结出理论，我想重要的是教我们学生如何去发现理论，怎么去关心问题，怎么去思考问题。我相信北大的老师，不管是在经济学家或者是其他学科，中国的学者无论是在经济学还是其他的学科，可以为中国的改革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为我前面已经提到，从各种迹象来看，中国可能会保持30年或者更长时间的经济发展。但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困难要去克服，克服这些困难，需要我们自己来创新，只有我们自己进行创新，我们才有能力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贡献。

　　而且我刚才强调，由于中国跟其他转型中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有一定的相似性，能够为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做一些借鉴。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在转型中变化，因此，这个机会对中国经济学家来讲是一种贡献。中国强调的是和谐，中国强调的是以人为本，我们如果有能力让中国发展得更好，我相信中国的学者，包括经济学家、包括政治理论学者，我们都会为世界文明的和谐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