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朱清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男，汉族，1946年2月出生在四川成都,1968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6年8月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1998年6月至今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1999年5月至今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2001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第八、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曾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担任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和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客座科学家以及法国格林罗布尔、第戎和巴黎十一大学、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客座教授，并作为英国皇家学会客座研究员在剑桥、牛津和诺丁汉大学工作。现担任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会员，中国化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技史学会副理事长，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会员暨物化部理事，东亚地区研究型大学校长联合会理事（2001年至今）、主席（2004~2005）。曾于1994年获海外华人物理学会亚洲成就奖、国际著名学术杂志《光谱化学学报》设立的汤普逊纪念奖,2005年获国家自然科学重大成就奖二等奖。至今已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著作3本。

　　中国大学的创新能力弱，这一点是谁都不可回避的事实。这么多的大学、这么多的科研人员，究竟给国家解决了什么实际问题、究竟有多少科研成果在国际上是有影响的，这个我们心里都有数。所以中国的大学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学的创新能力这么弱？其主要原因不是我们的投入太少。投入确实少了，但同样的投入在一个欧洲的小国家，其创新能力都很强。也不是我们的人才队伍不够。我们现在教授、博导、院士也很多，重点实验室也很多。关键是我们的大学文化不利于创新。现在盛行的不利于大学创新的主流文化究竟是什么呢？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描述一下，然后回答一下为什么这些文化不利于创新。最后，探讨一下我认识到的什么样的大学文化是利于创新的，我们应该往什么方向去培养这种创新文化。

　　一

　　说到大学文化，大家都会联想到新闻媒体上曝光的一个很高的词：文化。从“文化大革命”到传统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创新文化等等。文化究竟是什么？不同的人对文化一词都有不同的见解，也许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一个很准确的答案。我认为，文化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我不想用定义的方式来解释，而喜欢用举例的方式来描述。我是1979年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读研究生的，学习期间有幸参加了MIT的百年校庆，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麻省理工学院是一所具有世界声誉的大学，它的百年校庆来了好多嘉宾，从美国管教育的参议员、众议员，到各界的名人。校庆的会场就在学校的大院里面，没有主席台，就是一个发言台。发言台旁边有两把椅子，坐着的一位是剑桥镇的镇长，因为MIT就坐落波士顿市的剑桥镇，剑桥镇也是学校的地主。另一位是MIT的校长。另外的人，所有来宾，都在底下，一视同仁。奇怪的是，没有任何人抱怨，没有一个来宾认为自己被冷落了，没有一个学生抱怨学校的校领导不会做事、不会宣传、不会把重要人物在媒体前曝光。这个就是文化。

　　相反，我回到国内以后这么多年参加了很多学校的庆典。同样是校庆，气氛就大不一样了。校庆的主席台要摆好多排座位。为了排主席台的座位，校方往往就要伤很多脑筋、花很多精力。谁摆在谁的前头，谁摆在左边，谁摆在右边，奇数偶数，所有的这些，我们的文化算得很清楚。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也不是哪一个学校想这样做，但是他们不能不这样做。为什么？第一，任何一个来宾，你若把他的位置排错了，他可能心里就不高兴。第二，若不把一些重要的来宾摆在新闻记者的镜头前面，校友也不会高兴，社会也不会高兴，他们会认为学校的做法很蠢。尽管大家都知道，MIT那种校庆大典简洁、务实，也朴素，但我们还是要按照中国的方式来做，不容得哪一个学校、哪一个人来选择。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在整个社会的大文化背景之下，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我们不得不按照这个“文化”的要求一一地来做。当然，也不能完全说我们的文化是不对的。因为这么多要客来了，我们的高校正是要借这些人来提高学校的声誉，要让他们高兴，给他们留下好印象，让他们下次还来祝贺，或者以后说到本校的时候就说好话。所以这个目标推着我们不得不用这个很复杂的校庆方式。

　　总之，以上这个例子，说明了不同的文化对大学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并且这个文化的影响不是任何个体学校能够逃出来的。

　　其实，大学之外，社会上这种和校庆庆典文化一脉相承的东西比比皆是。普陀山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寺院叫普济寺，普济寺前面有一个很大的放生池——莲花池。莲花池原是普济寺最著名的文化名胜。上面有一副对联，是赵朴初写的：“心定一池大悲水，佛香三界藕花风”，很有佛教文化的意蕴。现在这个莲花池被做成了音乐喷泉，开放时，流行音乐响起，池水翻滚，并伴有弥散的水臭味，瞬间就把佛学文化安宁、清静的感觉彻底破坏了。把“大悲水”变成音乐喷泉，肯定是某些很重要的人物决定的，他们的目的是想用音乐喷泉增加观众的兴趣，以为有些观众一看到音乐喷泉兴趣就来了。他们不知道，这样往往会给另外一部分游客带来很坏的印象。问题是，普济寺的僧人为什么不反对呀？群众为什么不反对呀？他们这样做并没有引起众怒，大家也就接受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文化比较浮躁，就连僧人、寺庙、名胜也逃不出这种浮躁。论及浮躁文化，大家有目共睹的是，当前我们国家最浮躁的是GDP。就是各个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都在追求国内生产总值，且为了追求国内生产总值，不惜做各种各样的蠢事。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今天让一些人挖一条沟，国内生产总值为100元。过两天又嫌这条沟碍事，又要这个人再把这条沟填平，恢复到和过去一样，国内生产总值又是100元。两件事同时做，国内生产总值GDP变成200元了。但事实上是零，没有任何进展，没有任何实效。

　　对大学而言，除上面校庆的例子，还有许多事情卷在浮躁文化中间。例如，我每天都会收到一堆垃圾出版物，它们占每天收到邮件的多数，有信件，有报纸，有装帧非常精美的杂志。越是没有名字的出版物，印刷越是精美。这些出版物，从造纸开始，到写稿、编辑、印刷，装帧好，邮递员送到我手里头，等于“挖沟”；然后呢，因为它没有可读性，没有吸引人的知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马上又被扔到垃圾筒里去了，再通过废品回收、打纸浆造纸，又重新走完全过程，等于“填沟”。每天我们都在做这些挖沟填沟的事情。大家面对这种状况，都没有办法。

　　还有重点学科的评选问题。因为重点学科的评选是所有参选的学校互相投票，每个学校都可以投票，但投票的次数都有限。于是每个学校都派人到其他学校去做工作，互相串，意思是我的票可以投你，但你的票也要投我。显而易见，这样评出的重点学科就很难有它的合理性了。但是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如果哪一个学校不这样做，别的学校就不会投他们学校的票了，他们学校的学科就会评得很靠后。于是，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

　　二

　　以上这些事例说明现在盛行的“高效率”文化，其实是重虚名、重表面、重速度，不重实效。其实大家都能分清个中的关系，但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做呢？打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就像坐在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上一样，大家明明都知道这辆火车现在走路走错了，但是谁都不敢跳车。一跳车你就完了。包括这个跳车风险，还有就是你等于被整车的人抛弃了。在车上你可以从众，所有人的命运都一样的，大家还都把你当做朋友。你一旦下车之后，等于你走了另外一条路，大家都不理你了、不跟你玩了，你没有依赖了，等于自己要一步一步重新开始走自己的路了。所以，“下车”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

　　以上这个火车的比喻，其实就是我在做校长这10年来的亲身感受。过去10年，国内的高校在争建一流大学（后来叫高水平大学）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能很快出名的、表面成功的方式，就是并校、办新的专业、办新的系院、扩大招生规模和校区规模，把学校搞得大而全，努力向综合性大学看齐。比如现在全国工学院的数量已经很少了，几乎所有的工学院都想变成综合性大学，连我们国家最著名的几所文科大学，现在也在办物理系、化学系。

　　这10年里，中国科技大学一直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中国科技大学是隶属于中科院的一所高校，历来的定位就是培养精品的人才，小而精，办自己的特色专业。中国科技大学在这10年里把精力主要放在已有的优势学科上，力争把这些优势学科做好做强。但是，我们也遇到了很大的压力。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压力就是师生员工、各级领导他们很不理解，他们觉得中国科技大学为什么不跟上全国的潮流呢？第二个压力就是大学排名带来的影响。这个时期，大学排名开始在我国兴起。然而，大学排名基本上都是按照学校的总体状况来排，比如学校的总经费、总资产、总成果等。一些很大、很综合的学校因此就排在了前头，中国科技大学被排到十几名甚至20名的地方去了。我们的领导、老前辈、老校友等对此大为不解，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当时招生也很受影响。那确实是一段很困难的时期。好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党政领导班子比较务实，顶住压力，不做自己认识不到的事情，坚持了这么多年。

　　近两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那些匆忙组建起来的、很大很综合的学校，问题逐渐显露。例如，合并后的高校在运行过程中遇到了几个重大的困难：一是工资往最高的学校看齐。哪个校区工资最高，所有的校区都跟上，这样就造成了学校的经费成本大幅增加。二是教授水平往最低的看齐。因为如果朝最高的看齐，意味着其他原来学校的老师就都当不上教授了。三是工作效率往最差的看齐。不久前，一所很大的综合性大学发生了连贷款利息都还不起的财政危机。这个学校之所以把这件事公诸媒体，实际是为了让全校的师生员工与学校同甘共苦。一般学校是不愿意把这些困难公诸媒体的。另外，扩招导致了学生的总体水平下降、师资力量不够等问题，人才培养质量受到影响。于是很多学校采取补救的办法，办一些类似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之类的提高班、尖子班等，把一些成绩好的学生集中起来特殊训练。把自己的学生都分成了两类人来培养！既然如此，何必当初呢？但这事也是他们的不得已之举。

　　从去年开始，教育部的文件和陈至立同志的几次讲话中间都紧紧围绕一句话，就是“要调整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现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做法已经得到了大家的理解，不仅已有学科基础得到了加强，而且招生情况也大大好转。2007年在北京市招生的分数线仅次于北大、清华，位于第三名。现在的学生家长们已经较前些年成熟了，他们已经知道，要让自己的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不一定要上最大的城市、最现代化的城市，要找一个学风最好的学校。因此，如果没有务实的做法，只做那些表面的东西，就像肥皂泡一样，经过一段时间就会破裂了。中国科技大学没有那些美丽的肥皂泡外衣，现在回头看看，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成功地做了一些务实的事情，实实在在地往前走了一步。

　　三

　　以上分析说明，我国大学的创新能力差，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不光是大学，整个社会盛行的文化都是不利于创新的。那种文化的特点就是浮躁、图虚名。那种文化产生的肥皂泡破了以后，大学不仅不会向前发展，反而会后退。大学真正的创新文化就是：务实，不图虚名。大学应该怎样去培养自己的创新文化呢？世界一流大学的校园文化其实都不太相同，做法也不一样，但提炼出的最有利于创新的大学文化都是共同的。总结起来有3点：追求卓越、学术自由、学者自律。

　　1．追求卓越

　　世界一流大学的整个校园里充满了追求卓越的文化。即，在这个学校干任何事情都要追求卓越。学术追求卓越，管理追求卓越，一切工作都要高品质地追求卓越。先举非学术的例子：如果你要到一个学校去访问，这个学校事先会给你安排一个很详细的单子，谁来接你，这个人的手机号是什么，车号是多少，你出来之后找不到可以联系。然后准时送到旅店，给你定好房间了。休息之后，什么时候做什么事，都给你安排得妥妥当当的。这就是他们的秘书工作在追求卓越。他们的食堂也追求卓越，因为食堂办成一流的了，职工就都愿意在这里就餐了，相互交流的机会也就增加了，无形之中也就培养了一种学术的氛围、提高了研究水平。

　　学术追求卓越体现在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新思想，设法吸收别人的新思想。一方面如饥似渴地阅读学术杂志的文章，一方面在参加学术会议时抓紧机会和各种人才进行讨论。国内开会，最突出的现象就是认识人、拉关系，相互之间没有多少思想交流。这样，大家就没有了追求卓越的冲动。而且有些青年学者在国内学会了保守自己的学术机密，自己的工作进展全不给别人说。甚至有些学校的教授规定，研究生之间不能讨论，只有导师一个人才能知道所有研究生的工作进展。在这种气氛下，他们无法取得一流的成果。我经常提起萧伯纳的一句名言：如果两个人交换苹果，每个人手里还是各有一个苹果；如果两个人交换思想，每个人的脑子里就同时有两个思想。所以学术上追求卓越的人一定要善于而且渴求和别人交换思想，集众家之长。这就是追求卓越的典型做法。

　　现在的教授，虽然收入、工作条件比过去好了，但应付的琐碎的事情也多得多了。如，开会、接待参观访问，做评审专家的工作等等。面对批评的声音，有的教授把以上这些事情归结为“生存”二字。他们认为，如果不去做这些浮躁的事，项目就评不上优、经费也申请不到、教授也评不上，最后一事无成。这就反映出一个现实，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文化的一部分，逼得这些年轻人去做这些浮躁的事。我们试想，现在如果陈景润还活着，他又能怎么办呢？他那样工作的话，肯定一无经费、二无奖金，也当不上先进，说不定教授或博导也会给取消。现在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结局。所以，大学最缺的就是追求卓越的大学文化。

　　国外很多著名的大学，其系主任、院长实际上是一个义务的事，教授之间轮换着做。譬如说东京大学，他们的工学部长，相当于我们的工学院院长，任期两年，教授轮换，该谁做了，谁就得做。他们做院长，认为是为学校所作的贡献和牺牲，是做教授的代价。而我国的大学里很多年轻的教授愿意当官。比如，学校要聘一个处长，往往会有好多教授、博导来应聘。这就明显地反映了现在大学里盛行的价值观，当教授还不如当一个处长。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学校是没有办法提高其创造力的，创造力只能越来越弱。所以，大学创新文化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追求卓越。一心一意追求卓越，心无旁骛。

　　2．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主要来自于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重大的科学发展主要靠机遇，而且在初期往往都不被人认同。除了像“两弹一星”这样的项目，国家可以顶层设计，可以将专家组织起来攻关外，一般的学术研究要提倡学术自由。由于科研工作的探索性，原始创新一般情况下在开始的时候不被大家理解。如果没有学术自由，我们往往不知不觉之间就扼杀了许多原始创新的东西。在过去10年中间，中国科技大学有两件事在国内影响很大。一个就是量子通讯的研究。当时该项目被理论物理界的许多老教授反对，觉得这个想法有点异想天开，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最后起作用的是中国科技大学从建校以来传下来的一种文化，就是尽管大家都认为这个项目不可能成功，但谁都不会去扼杀这个想法，而且这个教授的“211工程”重点学科的经费还照样给。几年之后，这个项目做成功了，全国为之耳目一新。现在国家中长期规划中6个重点领域之一“量子调控”，就是以这个项目为基础的。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校长、院长或系主任是强势的，坚决、果断地制止认为不行的学术研究，这个项目可能就被扼杀了。另外一个例子是“单元子操作”项目的研究。刚开始也是遇到许多老教授的反对，但也跟量子通讯一样，后来取得了成功。所以，做领导的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权力去干预学术上的争议，特别是不要去扼杀这种你个人认为不行的东西，要让他们有机会。大学里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绝不是一个行政意志很强的文化。

　　当然，有一些违反基本科学规则的研究，我们要坚决反对。但是，在对研究项目不深入了解的前提下，大家都要小心谨慎，不要把话说绝了。因为20世纪的最大教训就是许多当时感觉完全不行的事情最后变成了现实。再举个“永动机”的例子。一提起永动机，几乎所有的人马上说绝不可能。但是现在世界上就有一帮科学家在作这个研究。他们不是像国内有些人装个电子什么的东西做永动机，而是说，宇宙中间有许多暗物质、暗能量，我们现在还无法监测、无法看到，他们设法用这个暗能量来运转。也就是说，永动机是消耗暗能量的一种机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永动机不违反基本的科学规则，因为它能够使用暗能量。如果这个项目做出来的话，对人类来说就是“永动机”。

　　大学之中，社会各部门之间，一提到学术自由大家往往会理解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约束、没有目标？不，学术自由的同时，既要有政策的倾斜也要有目标的约束。我参加评审过科技部的“863”、“973”项目，其实好多项目都是打着美丽的招牌来做的。拿了国家几千万元，最后这些成果到哪里去了？他们真的解决了实际的问题了吗？几乎无人追究。所以，国家应该注意这个现象，让科研作实实在在的贡献，不能打着学术自由的幌子，捞个人私利，损国家利益。

　　3．学者自律

　　创新文化的第三个方面至关重要，就是学者自律。自律是学术自由的前提。学者自律，就是整个社会要全力支持学者搞原始创新的研究，但学者这个群体一定要自律。因为一旦失去社会的信任，学术自由就无从谈起了。然而，当前我国的大学文化中，最致命的就是学术道德和学术风气现在开始走向危机。我是一个校长，亲手处理过不少这样的事情。从这些例子中间，我感到学术风气坏得速度太快了。现在最流行的是“敢说敢吹”，一分成果他说成十分，有些捕风捉影的或者是偶尔出现的，把它说成规律。还有一些，为了出成果，干脆抄。如果在百度、Google上用“学术腐败”搜索，可以看到网上大量披露的一些事件。但暴露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如果连学术自律都做不到了，追求卓越、学术自由就不要谈了。因为大家都不相信你发表论文的真实性了，你的科研还有什么意义呢？例如，20年前国内与我所研究的学科有关联的杂志，我每期必读，都要一篇一篇地翻看，而且总有教益、总有收获。但现在很多学术杂志我不愿意浪费时间去看了，因为杂志的可读性越来越低，杂志的内涵稀释到都很难看出来了。结果大家就都不看了。

　　综上所述，我们现在流行的文化有重大缺陷，这种文化不利于创新。我们希望大学能够务实地建设追求卓越的、学术自由的、有严格学者自律的文化。这种文化建立起来以后，将会引领整个社会的文化，使整个中国社会的文化变得更纯洁。

来源：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