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著名的生态学和森林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文华对我国的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给予了很大关注。去年6月10日,在中国首届“文化遗产日”之际,筹备多时的中国科学院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正式宣告成立,李文华当选中心主任,而后他又被推荐为第三世界科学院委员会世界遗产保护专家组成员。
那么,李文华对我国的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工作有什么独到见解和研究成果呢?日前,本报记者走访了他。
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
两者间的关系
自然与文化遗产是长期地质历史演变与人类活动多重作用下形成的人类文明的瑰宝,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及其对环境影响的加剧,自然与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破坏和威胁。此时,“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便日渐凸显出来,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对此,李文华认为,其关键问题是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他说,如今我们在遗产保护工作中特别强调的是,把遗产保护融入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来。这与过去绝对地“为了保护而保护”的观点不一样。同时,人们还要反对把遗产单纯地当做经济上的牟利手段。因此,在处理遗产的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上,人们要遵循“动态保护”的理念,使保护成为发展的前提,使发展成为保护的基础。以人为本,实现遗产保护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双赢。另外还要做到“古为今用”,能够在保持遗产完整性的基础上既得到经济效益,又挖掘出遗产中最核心的思想内涵、基本原理,进而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产中去。
记者了解到,自然与文化遗产之所以能传承至今,是由于它们所蕴藏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深刻哲理与内涵。深入挖掘和保护这些遗产,并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加以总结和提高,就可能使这些遗产得以传承,并为人类的福祉作出贡献。可以说,自然和文化遗产是与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
农业文化遗产是
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结合
在谈到农业文化遗产,以及成立一年多的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时,李文华向记者介绍了诸多相关情况。
李文华说,农业文化遗产主要指历史悠久、结构合理的传统农业景观和农业耕作方式。
他介绍,人类的文明最早起源于农业文明,而其来自于自然、孕育于文化中。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农耕的历史要推到六七千年以前。过去世界上有五大农业文化中心,其中的两河流域、古希腊、古罗马帝国、玛雅文明都相继衰退或中断,而中国由于独特的自然条件和历史背景,传统农业得以延续,许多成功的模式得以保存,这是全世界所公认的奇迹。中国用有限的土地养活了这么多人口,正是因为有了一套从哲学思想到实践的丰富经验与模式。
在长期的实践中,中国在农业系统和农业技术方面积累了朴素而丰富的经验,与现代生态农业理论在不少方面有共同点。比如,利用自然的传统农业模式构成了很多珍贵的遗产,像我国浙江省青田县的“稻田养鱼”系统,已列入到联合国粮农组织遴选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之中。而现在我国已出现“稻田养蟹”、“稻田养鸭”,“稻田养鱼”的鱼种从单一的鲤鱼转变为多品种组合生产。
李文华介绍,在遗产的保护中,我们会得到很多启迪来解决当代的问题。以农业为例,现代人常用化肥和农药,然后又想办法去治理污染。现代人运用科技手段去分析和解释以前的经验,对于当代农业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比如“桑基鱼塘”、“坎儿井”、“农林复合经营模式”、“生态食物链模式”等。
据悉,去年成立的中科院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就是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为切入点,以自然遗产保护为重点,开展遗产地保护与利用的自然与文化综合研究。探索自然与文化遗产的形成规律、评价的理论与方法、遗产地的动态变化、动态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范式,开展遗产保护知识普及,促进遗产保护学科建设,为遗产地申报和有效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提高全社会的遗产保护意识。
用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指导
遗产保护工作
我国疆域辽阔,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都非常丰富,此类遗产的保护和环境保护相类似,可谓世界性难题。
如何做才能使人类遗产的价值延续下去?李文华的回答是:“人类遗产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如果对于每一类遗产的保护都能以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来指导的话,就能实现人类遗产价值的延续。”
他举例说,比如昆曲,过去人们不知道的时候,它就逐渐消亡了。如果我们适当地珍视和宣传,使之推陈出新,就会为全国乃至世界所了解。在农业遗产方面,过去的“桑基鱼塘”,是在基上种桑树,现在有的地方根据市场的需要发展了种花、种甘蔗,成为花基鱼塘、蔗基鱼塘等模式。可以说,这个过程中既有保存也有发展,不过最核心的东西要尽可能保持其完整性。
李文华认为:“对遗产的一切开发和利用,应当是科学的、适度的,应该以有利于遗产保护为前提和根本,这是世界遗产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竭泽而渔的开发方式必然给世界遗产造成损害,最终使利用开发也难以为继,可持续发展更无从谈起。”
“申遗”:与世界共享我们的财富
“申遗”是当前的热门话题。虽然我国在1985年才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6年开始申报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的遗产,但巨大的资源优势使我们能后来居上,目前我国被批准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已达35处,位居第三。各地政府都有极高的热情希望把本地的遗产列为世界遗产。
对此,李文华也谈了他的看法。
首先,“申遗”是件好事。某个国家或地区的遗产不仅是本国本地区的珍宝,更是全世界、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类很多宝贵的自然和文化遗产面临威胁,因此人类共同爱护祖先留下的财富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要加强民族间、国家间的了解和交流。在遗产保护方面要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共同来保护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物质和文化基础,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生物圈的和谐发展。
如今,在环境、资源等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的大背景下,国界在很多情况下已经被“打破”。因此,“申遗”既能使全世界人民共享遗产,又是对本国文化的一种对外的宣传。而且一旦申请成功后,对于该遗产的保护也是很有好处的。当一个地区一旦具有这样一个“无形的资产”,会给该地的旅游业、经济发展等方面带来意想不到的增长。
其次,我们在保护遗产时,应充分利用国际的渠道。事实上,国际上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遗产。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定义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外,世界级的遗产还包括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国际重要湿地、世界地质公园、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世界纪念性建筑遗产等种类。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的毕竟是少数。由于要考虑到国家和地区间的平衡、数量的限制以及选择标准等因素的影响,还有众多暂未被列入其中的珍贵遗产。因此我们自己要珍视自己的遗产,根据我国的国情和特点来发掘、整理和保护我国的遗产是最重要的。
李文华说:“我的主张是尽力争取申请世界遗产,与世界共享我们的财富,使越来越多的珍贵遗产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共同保护,这也是我们的荣誉。当然,我们又不能被其限制,认为只有被外国的标准看中了才有价值。我们中国人的东西只有在自己研究以后,才会逐步被外界所了解,才能更好纳入世界这个网络之中。因此,中国首先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实际,发掘遗产、保护遗产并形成自己的网络,这才能为中国和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李文华
生态学和森林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现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名誉院长,中国生态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第三世界科学院委员会世界遗产保护专家组成员等职。
长期从事森林生态、自然保护、生态建设、生态农业与农林复合经营方面的研究,并多年在青藏高原和西南地区从事科学考察和定位研究工作。先后13次荣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并多次获得多项荣誉称号,被国务院授予“为科学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称号。
来源: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