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当诞生在古希腊的奥运来到中国，当起源于古希腊的西方哲学遇上孔子，奥林匹克运动乃至这个世界会因这种相遇而发生怎样的变化？

　　11月2日下午，人民大会堂云南厅，北京论坛哲学分会场，中外学者围绕“奥林匹克精神的人文基础”进行了饶有兴致的讨论。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无疑仍是讨论的核心，而“奥运”概念的引入，则让抽象的哲学讨论具象化起来。如果说，几千年来，哲学为奥运精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今天，奥运则为中西哲学的交融提供了平台。

　　用理性约束的竞技——古希腊哲学基础上诞生的奥运

　　浙江大学的陈村富教授通过严谨的文献史料考证，揭示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演变过程：新石器时代后期至青铜器时代初期，世界各个文化带分别形成了以神灵崇拜的祭典为中心的娱乐活动，而在定期的庆典活动中举办竞技会是希腊人的独创。陈教授认为，古希腊文化对于奥运会的最大贡献在于不仅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竞技规则，更在于确定了人智慧与体魄并重的平衡发展的的理念。

　　Robert Neville则将奥运会这一形式的诞生还原到了到处是城邦战争的古希腊时期。这位来自波士顿大学的讲演者指出，把充满敌意的不同城邦的运动员聚在一起，给他们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这是一种创造性的礼（ritual）的发明。

　　来自夏威夷大学的成中英教授将奥运精神的诞生追溯到希腊神话中好斗而又拥有无限力量的众神。通过类比神界逐渐理性化的过程，成教授指出，压抑人类原始的渴望与激情（包括对力量的追求，自我实现的渴求）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相反，它们应该在理性原则的框架下被释放出来，而古代奥运会的诞生正是完成了这样一种转化——通过对公平竞争规则的制定，把恣肆的激情和力量纳入一套理性化的体制中。

　　让竞技更和谐——和而不同的中国哲学

　　古希腊哲学发生的同时，中国哲学也在自身的土壤上发展。在一个个相似的命题下，中国哲学给出自己的答案。

　　在Robert Neville教授关于“奥林匹克运动与礼的力量”的论述中，奥运作为一种“礼”的形式被审视。在讲演者看来，像火炬点燃仪式和授奖牌仪式这样的“礼”是显而易见的，但更多情况下，“礼”是隐藏在许多奥运形式的背后的：设想一下奥运期间所有的运动员——不论语言还是各自国家政治形态的差异——在一起训练；设想一下每场竞技的成功运行背后强大的保障团队的支持；设想一下比赛中观众对无论自己国家运动员还是比赛场上任意一位选手的由衷支持……其实每一种行为背后都有“礼”的意涵的支持。

　　作为礼仪之邦，由孔子到荀子的对“礼”的重视及中国哲人所认定的“礼”在建立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被强调，并被赋予在当今社会中发挥更重要作用的使命。讲演者认为，当今世界正是缺乏将经济、政治、军事等各种竞争纳入“礼”的框架中的尝试，而中国将有机会通过明年的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一种通过“礼”的规范，将冲突导向和谐的能力。

　　成中英教授的发言中，中国哲学同样能有力地弥补古代奥运精神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正如成教授所提到的，即使是制定了公平竞赛的规则，对于“拥有力量”的认定，仍是古希腊奥运会的主要追求，而竞技则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多数的失败者，在此时引入中国哲学，引入中国哲学中核心的“仁”的概念，对于发展并提升奥林匹克精神，对于建立奥运乃至世界的一种新秩序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自我修养——中西哲学对于竞技态度的终极旨归

　　自古以来，中国人似乎从来不把“竞技”作为运动的首要目的，而竞争并取得最终的胜利无疑是古希腊奥运传统所追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是否与奥运精神相抵触？加州大学的Lisa Raphals女士从这个有趣的问题出发，展开了她的论证。

　　Lisa Raphals女士指出，其实在最初，古希腊和中国的运动都是基于“自我修养”这一最高目标而设定的。古希腊运动的“道德性”体现在其智慧与体魄的平衡发展的健康人的理念；而在古代中国，我们将具体的技能称为“艺”，君子“游于艺”，却决不被具体琐细的技艺训练绊住了追求更高的道德目标的脚步，但同时，君子也正是通过对具体技艺的钻研，逐渐领悟抽象性的道德的真谛。

　　故，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中国人不愿意去赢得比赛的胜利，而是在中国人眼中，技艺竞技的胜利永远只是通向道德境界的手段，而并不是终极目标。

　　从公元前776年第一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诞生至今，奥运经历了从古代到现代的重大跨越。在新的世纪，奥运与北京的相遇，给中西方哲学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相互补充与融合的机会，亦为处在关键时刻的人类文明提供了一个迈向更高境界的和谐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