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编者按：

　　21世纪的世界依然充满了各种矛盾与冲突，其中许多国际与地区冲突都与宗教、民族-族群密切相关。20世纪的宗教与族群冲突又与该世纪的人口迁移紧密联系在一起。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中所强调的，就是宗教和种族-族群冲突在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地区冲突中的重要性。所以，探讨历史上或近期的人口迁移所引起的宗教冲突和族群矛盾，是新世纪全世界都十分关注的焦点。各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也都在调查、研究、讨论人口迁移后对社会的冲击，不同宗教之间如何和平共处，不同的种族-族群关系应当如何协调，而且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理念的产生与发展历程、从“族群”与“多元主义”的角度来探讨当前和未来多族群国家应当如何引导族群关系和不同宗教群体和谐相处的思路、制度与政策。

　　采访人：熊彦清

　　受访人：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读书报：2007年北京论坛是北京论坛举办以来的第四届，其中族群交往与宗教共处分论坛则是第一次设立。请问这次分论坛的设立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马戎：北京论坛的主旨是通过多元文化的交流，达到不同文化、文明的和谐共处。此次族群交往与宗教共处分论坛的设立主要是出于两点考虑。第一，21世纪的世界依然充满了各种矛盾与冲突，其中许多国际与地区冲突都与宗教、民族-族群密切相关。目前，国际上的族群冲突和宗教冲突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学者理应对此进行新的反思。但实际上针对于此，学界只在1970年代初，在哈佛大学曾经举办过一次国际性的会议，从此之后，就没有大规模的学术会议，能够聚合全世界的民族与宗教领域的研究学者共同对当下发生的最新情况进行探讨。此次北京论坛，将是30多年来，世界上从事这两个领域研究的顶尖学者第一次聚在一起，阵对当下发生的民族和宗教问题的现象和规律进行交流。第二，就国内的研究现状而言，自从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人类学、社会学取消，民族研究主要保留在中央民族大学的研究部，采用的是前苏联的民族学理论，现在是时候对以前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一些反思了。

　　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总人口超过1亿，民族自治地区面积为国土的64%，通过北京论坛的学术活动邀请世界各国在宗教、民族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与中国学者共同交流，分享在这些领域中的理论探讨、实证调查的研究成果，共同分析人类社会中宗教问题、族群关系的发展趋势，非常必要，对我们观察别人的研究层面和眼界，推动中国的民族研究的发展都将会有所裨益。

　　读书报：如您所说，这将是30多年来，世界上从事这两个领域研究的顶尖学者第一次聚在一起，我们都请来了哪些学者？

　　马戎：这次族群交往与宗教共处分论坛请来的学者主要有三大类，一是研究种族、民族冲突的学者；二是研究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学者；还有一类就是研究宗教问题的学者。所请到的40位嘉宾中，有30位都是国外学者，我们能够邀请到这么多世界顶尖学者来参加这次北京论坛，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国力日渐强盛，国际地位提高，另一方面我们也在一些细节上做了充分准备。考虑到充分交流的需要，我们这个分论坛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其他分论坛都是同声翻译）。我们在邀请学者的时候，并不将其对中国的了解作为重要考虑因素，30位国外学者中，只有两、三位能够说中文。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引入各种层面，各种角度的思想，进行充分的交流。

　　读书报：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和各民族和谐共存的阶段，请问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是如何发生的，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发意义？

　　马戎：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几大文明古国当中，中国可以说是惟一一个文明发展进程一直没有遭受重大破坏的国家。中国的中原地区在地理上并没有完全与其他地区相互隔绝，也多次受到武力强大的外族侵袭甚至被外族统治，但是中华文明却延续不断地保存下来而且不断在发展，最后留给我们用同一种文字书写下来的几千年的历史，这个现象确实值得我们去思考和研究，而且主要需要从族群内在的文化方面来探究其原因。王桐龄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民族史》中就认为，中国各族群经过了几千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实际上都已经成为血缘混合的群体。费孝通教授亦特别指出，“在看到汉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其他各民族的成分时，不应忽视汉族也不断给其他民族输出新的血液。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在发生混合、交杂的作用，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纯种’”。在目前55个少数族群中，有些族群（如满族、回族等）从整体上在地理分布和血缘方面与汉族已经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合”，有些族群（如蒙古族等）其人口相当大的一部分也处于这种“混合”的状态之中。这个族群相互融合的总趋势，反映在中国所有历史文献典籍的记录与评论之中。但是1949年建国以后，应当说由于政府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和后来户籍中“民族成分”的登记制度，中国各个族群之间的界限和族群意识比起上世纪30年代来是大大地清晰和强化了。

　　就他民族融入汉族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现象。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几千年进程中，汉族所具有的“族群”观念相对比较淡漠。即使在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观察中，也可感觉到汉族在族际通婚、族群杂居、日常交往等领域中表现出来的“族群意识”，与其他族群相比要显得淡漠得多。也许正是这种淡漠的“族群意识”的态度，再加上相对比较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文化，使得汉族张开胸怀不断吸收其他族群的成员，使之“蜕化”成汉人，使汉族人口规模逐渐增大；也使得其他族群在吸收汉族具有的“各族群可共享”的生产技术和发达文化的同时，也逐渐淡漠了自己的“族群意识”，而不知不觉间“蜕化”为汉人。这种融合易于发生的要素有这么几个，一是体质上的，除了现在新疆地区的部分族群外，中国大多数族群都属于蒙古人种，在体质上差别不显著，这确实是他们之间较容易建立相互认同和相互融合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中原王朝对于周边少数族群的某种平等态度，及对于异族归附者的特殊优待。在这样一种气氛之下，异族入主中原后，对待中原百姓和中原文化也不会强烈排斥，而且会设法使自己被汉人接受为合法统治者，或者声称自己的祖先是汉人后裔，或者根据儒家正统理论声称前朝无道，自己顺天行事，维护道统，保境安民，同时组织文人编修前朝历史，封禅祭孔。所以无论是汉族当政，还是周边族群入主中原，各族的文化和血缘融合可以说从未中断过。

　　按照王桐龄先生的观点，中国民族发展历史可以划分为八个时期：（1）汉族胚胎时代（太古至唐虞三代），（2）汉族第一次蜕化时代（春秋战国），（3）汉族第一次修养时代（秦汉），（4）汉族第二次蜕化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5）汉族第二次修养时代（隋唐），（6）汉族第三次蜕化时代（五代及宋元），（7）汉族第三次修养时代（明），（8）汉族第四次蜕化时代（清）。费孝通教授在1989年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认为“夏商周三代正是汉族前身华夏这个民族集团从多元形成一体的历史过程。……在春秋战国的五百多年里，……是汉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育成时期”。这与王桐龄提出的“汉族胚胎期”观点相一致。费先生的这篇文章也是对中国民族史的一个综述，其核心观点是分析“中华民族”如何分阶段、分层次地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多元一体”的结构的。王桐龄、林惠祥两位对于中国民族发展史都持“族群融合论”和“汉族主干论”，与他们有所不同的是，费孝通教授注意到了在这一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个从“地区性的多元一体”向“整体性的多元一体”的过渡阶段。具体地说即是从秦汉至明朝大致地存在着中原农业地区和北方牧业地区的两个局部的“统一体”，两者之间不断接触拉锯，元朝曾短暂地建立了两者的“大一统”，但直至清朝才真正把这两个局部统一体牢固地汇合起来。

　　中国今天的各个族群是由历史上的各个族群演化而来，我们的族群研究也同样不能割断历史。

　　读书报：现在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除了要参考中国历史经验，还需要吸收世界上的哪些现有研究成果？

　　马戎：我认为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应注意几点：第一，要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发展框架和基本思路，理解我们的祖宗是如何看待群体差异的，怎样建立身份认同体系，如何看待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处理方法、指导思路是什么，如何协调群体和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第二，对于今天在我国的民族理论和实践上占统治地位的斯大林主义，需要进行系统的分析与反思。第三，我们还需要认识西方世界的民族问题和相关的理论与实践。

　　按民族问题的性质和处理民族问题的思路，我们可以把西方世界划分为两类，一个是欧洲而且主要是西欧国家，另一个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移民国家，还可以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种族-族群问题的“文化化”方面，美国是比较彻底的，因为它完全是一个移民国家。欧洲在工业化时代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发源地，是把民族“政治化”的原创者，后来它开始逐渐受到美国的影响，对移民开放而且也很宽容。但至少通过目前移民第二代的反叛情绪，可以看出欧洲在这方面的经验是不如美国的。这是西方世界的两个参照系。在东方也有两个参照系，一个是前苏联，一个是几千年的中国传统。这四个参照系都可以为我们分析和理解当前中国的民族问题提供借鉴。

　　读书报：此次分论坛使用的是“族群”而非“民族”这一提法，请问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马戎：“民族”是目前最常用的中文词汇之一，有学者考证中文“民族”一词最早出现于《南齐书》（约为公元8世纪），用于表示中原的汉人，与“夷狄”相对应，似乎并不是对各个群体的统称。之后“民族”一词便很少见诸于历代文献。直至19世纪末年在中文里又较多出现了今天意义上的“民族”一词，从近代的文献情况看，“民族”一词再次被广泛使用，有可能是参照当时日文对于西方文献的译法来表示引入的欧洲概念。另一个中文词汇“族群”则是近年来才开始出现在学术文献中，前者的对应英文词汇应当为“Nation”，后者所对应的英文词汇则是“Ethnic group”（或Ethnicity）。当我们同时使用“中华民族”与56个“民族”的提法时，因为前者包含了后者，实际上是把两个层面上的东西用同一个词汇来表述，混淆了两者之间在概念层次上的差别。

　　“Nation”和“Ethnic group”在国外文献中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从这两个英文词汇各自出现的时间和具有的内涵来看，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人类群体，表现了不同的历史场景中人类社会所具有的不同的认同形式。“民族”（Nation）与17世纪出现于西欧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政治运动相联系，“族群”（Ethnic group）这个词汇则出现于20世纪并在美国使用较多，用于表示多族群国家内部具有不同发展历史、不同文化传统（包括语言、宗教等）甚至不同体质特征但并保持内部认同的群体，这些族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被归类于这些社会中的“亚文化群体”。根据以上情况，我曾建议保留“中华民族”（the Chinese nation）的提法，同时把56个“民族”在统称时改称为“族群”或“少数族群”（Ethnic Minorities），在具体称呼时称作“某族”（如“汉族”、“蒙古族”）而不是“某某民族”（如“汉民族”、“蒙古民族”）。提出这一建议有三个理由：一是我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在社会、文化含义等方面与其他国家（如美国）的少数种族、族群（Racial and ethnic minorities）是大致相对应的，改称“族群”可以更准确地反映我国民族结构的实际情况；二是可以避免在两个层面（“中华民族”和下属各“民族”）使用同一个词汇所造成的概念体系混乱；三是当我们讲到中国的56个“民族”和地方“民族主义”并把这些词汇译成英文的Nationalities以及Nationalism时，国外的读者从这些英文词汇中很容易联想为有权利实行“民族自决”并建立“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某种政治实体和分裂主义运动，从而在国际社会造成严重误导。

　　“族群”（Ethnic groups）作为具有一定文化传统与历史的群体，和作为与固定领土相联系的政治实体的“民族”（Nation）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别，但两者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通过一定的内、外部条件的影响，两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处在纯粹的文化群体和纯粹的政治实体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一条“连续统”（Continuum），在这条“连续统”的两端之间存在着无数个中间过渡阶段。在现实社会中，每个国家内部的各个族群就处于这个“连续统”链条的不同位置上，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政策的引导和外部势力的推动，这些族群或某一个族群在这个“连续统”上会从原有的位置向某个端点的方向移动，它所具有的“政治实体”的性质或者会增强或者会减弱。

　　中国传统的族群观是以文化为核心，从历史文献记载看，东亚大陆一直是许多族群共同生息繁衍的土地。在这些族群中，既有中原地区发展较快的“华夏-汉人”，也有居住在周边地区相对发展较慢的“蛮夷狄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族群识别、分野方面最重要的观念是“夷夏之辨”。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夷夏之辨”的核心并不是体现于体质、语言等方面在形式上的差别，而主要是指在以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为核心的内在“文化”差别。

　　有的学者指出，“在儒家思想中，‘华’与‘夷’主要是一个文化、礼仪上的分野而不是种族、民族上的界限。…… 华夷之辨并不含有种族或民族上的排他性，而是对一个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认识和区分”。换言之，“夷夏之辨”并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区别与排斥，如中世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种文明之间的相互排斥，而是相对发展水平较高的“文明”与相对发展水平较低“文明”之间的关系，同时发展水平较低的“夷狄”也承认这一点并积极向中原“华夏文明”学习。它们之间最重要的互动关系，不是彼此敌视和相互消灭，而是文明的传播与学习。

　　古代中国人认为中原地区的文明是世界最发达的文明，周边的“夷狄”或早或迟都会学习效仿中原的文明。在这种观念中，凡是接受中原“教化”的人就被认同是“文明礼仪之邦”的“天朝臣民”。“化外之民”则是需要教育开化的“生番”。金耀基教授认为，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国家，中国不同于近代任何其他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是一个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有者称之为‘文明体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它有一独特的文明秩序”。

　　中国文化传统认为天下所有族群从本原来说都是平等的，因此提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观念。这一观念明确提出了族群平等的基本理念，淡化了各族群之间在种族、语言、宗教、习俗等各方面的差异，强调不同的人类群体在基本的伦理和互动规则方面存在着重要的共性并能够和睦共处，强调族群差别主要是“文化”差异而且“优势文化”有能力统合其他文化群体。

　　尽管在任何年代和任何国家，民族和族群问题都必然带有政治性，但在中国传统的族群观念中，“族群”在观念上和实际交往中是被努力地“文化化”了。而“文化化”也正是相对发达的中原地区核心族群得以凝聚、融合周边族群的思想法宝。也正因为中国的思想传统是将族群差异主要作为“文化差异”来看待，从而得以实施“化夷为夏”的策略，不断融合吸收边疆各族人口，最终形成了以中原汉人为凝聚核心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多民族国家的政府在设计本国民族关系的政策方面，大致有两类导向，一类我称之为“政治化导向”，就是强调各个群体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用官方的制度和政策把“民族”正规化（官方识别），把民族成员的身份固定化（官方身份中的“民族成分”），把传统居住区的边界明晰化（自治共和国、自治区），这样必然会导致各群体的“民族意识”不断强化。另一类我称之为“文化化导向”，即有意识地引导民众把群体之间的各种差异（语言、宗教等）主要视为“文化差异”，把群体边界“模糊化”，努力淡化各群体的“民族意识”，同时积极强化“公民-国民意识”。在思考群体之间的和谐与冲突时，采取的是把民族关系“文化化”的思路，具体做法就是努力在全体国民中构建一个核心认同，即让所有的人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国家公民的身份，而把族群身份、种族身份、宗教信仰淡化为“文化特点”，是次要的、非核心的、不关键的。这样把主要的认同问题解决了，矛盾就成了内部矛盾，成为国家内部公民个人之间的利益问题，也就可以在内部来协调解决。

　　读书报：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有一些民族自身的文化渐趋消亡，我们应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呢？

　　马戎：某些特定民族文化的消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比如说鄂伦春族曾创造出富有本民族特色的“桦树皮文化”，用桦树皮来制作碗、盒、箱子、桶、船等等，现在经济发展，这些东西已经失去了实用价值，必然会从历史上逐渐消失。不过现在鄂伦春人用桦树皮来制作工艺品，到市场上进行销售，从而使得这种文化传统还得以延续。使得民族文化要素具有现代市场价值，也是一种保护办法。另外，当然还需要专家、学者去调查整理各个族群的文化，并予以记录，使其进入文化基因库，为文化的多样性保有一份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