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就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们现在是要总结建国六十周年的学术。六十年，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学术来说，应该是上台阶的很大一个节点。如果我们去回顾一下历史的话，汉代西汉王朝它六十前后就到了汉武帝这一朝，学术上出现了司马迁、董仲舒，还有司马相如，他的赋在汉武帝时候才被奉为经典的。所谓“文章西汉两司马”，司马迁和司马相如，成为西汉盛世气象中的代表，是他们建国六十年之后。

　　司马迁写的《史记》130卷526500字，这是当时空前的大典，最大的数。因为我们看先秦诸子的书，《老子》是5000字，《孙子兵法》6000字，《孟子》《庄子》是6万多字，《荀子》和《韩非子》是10余万字。当时比较长的是《左传》，原来的《春秋》是18000字，《左传》变成18万字，《吕氏春秋》20万字，而司马迁一个人的力量写了526500字的《史记》，要是没有很大的魄力，没有很高的智慧，是做不到的。我们不要以为社科出版社现在每年出版的书都厚厚的一大本，在先秦的时候能写到五六十万字这么多，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而且我的看法，中国古代的经典除了《论语》，《史记》对中国人心理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是没有其他著作可以代替的。即使是老庄，我们现在虽然很崇拜，但是它只是影响了知识分子的行为，而《史记》你想想，什么毛遂自荐、脱颖而出、将相和、负荆请罪、黾池会、萧何追韩信，等等，这么一些带着中国故事深入到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它对后人的影响是巨大的。

　　宋代应该说在中国学术史上是最有成就的朝代之一。宋代的集部，就是经史子集，超过了先秦到唐朝的集部的三倍。当然，因为宋代有印刷术，所以留下来的东西比较多，但是说明宋代的文化是很发达，虽然国土不是很大，但宋代的文章学术最大的收获，也是在建国六十年后崛起。

　　苏东坡讲过，宋仁宗以前的文章比较平庸，天下不足道的，但六十年后就出现了欧阳修主盟的文坛；出现了三苏父子——苏东坡和他的父亲、弟弟、王安石、曾巩这样的一些文章家，唐宋八大家居其六在这个时候出现；学术史上出现了“二程”程颢、程颐、张载；史学上出现了司马光。这些都是六十年后的事情。

　　六十年在社会平稳发展的时候，已经养成了足够的当代人才，也养成足够的学术底气。学术体制如果能够弄得好的话，也能够在重建中走上正轨。所以六十年的学术总结，对于一个时代、朝代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中国的六十年的学术，我觉得有一句话，叫“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这头三十年主要建立国家的学术体制，探索学术发展方式，强化国家的意识形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在建立体制上下了很多功夫，所以我们大学文科进行了调整，中国科学院也成立哲学社会科学部，包括我们研究所也是那个时候——1953年成立。从我们文学研究所当时的阵容和学人，除了郑振铎、何其芳是所长之外，我们还有俞平伯、钱钟书、孙楷第、余冠英、唐弢、蔡仪等等，还有像李健吾、卞之琳、罗大冈这样一批人，当时的学术阵容非常强大的。

　　从这么一个学术阵容里看，是要从建国以后建立一个大国的学术，但是因为对我们这个学科的建立，体制的建立这个功劳，五六十年代是不能否定。我们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做我们的学术，比如说我们的主要刊物《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现在都变成权威刊物，但是是50年代建立起来的，长久来发挥着引领全国的学术，这么一个位置，所以我们对于前人的成就要进行如实地肯定。

　　但是由于当时的冷战格局造成的思想文化的紧张感，由于战争年代思想文化的宣传模式和经验的延续，由于苏联模式的影响和因为“老子党”的那种作风，使苏联模式失效之后，在一种思想文化的紧张中，以这个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因素，挤压了、甚至压倒了前进的学术研究的整个建设。

　　这个教训我们要正视，“文革”造成了我们学术的大面积的崩溃。所以我们对这个“三十年河西”要很好的总结，但是我觉得我们更要重视后30年，改革开放后的30年。改革开放这30年的中国学术足以代表一代学术。尤其是人文学术，它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越以往的学术，从规模上、形态上、广度和深度上，就是我们现在学术体制并没有赋予我们这代学术和学者以权威感。要做学术，还要有懂学术的人，而不是用一种简单的行政操作。谁在哪个位置上，学术就自然搞上去。那种做法，尤其是人文学术。有些人并没有行政职务，钱钟书并不是文学所的所长，副所长，或者系主任，但是他的学术代表着那个时期。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学术评价体制，连一级研究员、二级研究员都没有，叫什么最高殿堂？这个，最高殿堂就应该有一级的岗位，这个是最重要的标志。没有一级岗位的最高殿堂，只能叫次高殿堂。

　　学术需要我们懂得它、认可它，需要我们作为一个现代大国给予它应有的尊严和地位。所以我觉得，如何认识这三十年的学术，实质上是如何认识改革开放、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这一基本路线对于中国学术带来的繁荣和成就。改革开房不仅给我们带来经济上的振兴，而且带来学术上的发展，我们必须这样去理解，才能全面地理解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一种新的生机。

　　就是说30年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历史的关键词，关系到我们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命运，开拓了中国人民敞开的博大的胸怀，焕发了强烈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欲望的这么一个时代。它告别了过去那个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却因为受国际冷战格局的限制难为开放，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而迷失了改革的方向。我们改革开放作为时代的主题词，是中国人民受压抑、挫伤的创造热情和智慧奔涌出来，形成了难以估计的历史主动力量，既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格局。我觉得，有三条值得注意。

　　第一条，改革开放这三十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振兴和崛起对思想学术注入了日益深厚的物质支持、涵养它的底气，增强和提高了一代学人与时俱进的文化自信心。因为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三经济体，而且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依然充满着信心和潜力的经济体。它所产生的精神上的贡献，就是更新了中国人的观念，给中国人一副以新的面向世界的精神图谱。

　　我们这三十年大量翻译外国的作品，包括不列颠百科全书、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丛书、现代汉语丛书，第三世界的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和一系列国外的思想、思潮的介绍，都扩大了中国人的精神境界。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得到了国家的一种新的科技对我们学术的介入，虽然也由于商品化的操作，也产生了很多垃圾，在大量的垃圾中挑选它的精品。应该说，中国当代的学术 已经形成了很重的分量、很新的境界。

　　我就讲一个事情，就是盛世修典的问题。我们三十年出了很多的大书，比如说续修《四库全书》，比起清乾隆年间的续修的《四库全书》，它的篇幅增加了50%，但是我们利用了数字技术和国外的公共图书馆，所以这个书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编成了。

　　我们过去清康熙年到嘉庆年，一百年才修成《全唐诗》《全唐文》，但是一直到晚清和民国年间，宋元两代文献没有条件进行汇总。我们改革开放短短30年，我们就编成《全宋文》10万多篇《全宋诗》20多万首，《全元文》3万5000篇《全元诗》12万首诗，这个都是宋元两代的文献总集，我们在很短时间里，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编成了。这30年编成宋元两代诗文的篇幅，大约相当清康熙到嘉庆100多年编撰的唐宋诗文总集的7倍以上，填补了晚清民国以来的空白，给当代学者认识我们文史的规律和思想的创新，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资源。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这30年我们的思想路线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这代学人去崇尚创新和学术的原创追求提供了很大的精神空间。我们这代50年代的学人虽然学术功底深厚，但学术讨论的空间局限在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人民性、反人民性，甚至进行阶级分析，什么官僚地主、庶民地主，等等，在这么一个阶级斗争缠绕的狭小的空间里做学术、创造。我曾经请过钟敬文先生来文学所参加一个民间文学讨论会。钟敬文先生非常有感慨地说，他自己一辈子在描红，先是描西方的红，后来描苏联的红，描来描去，把自己描成一个右派。改革开放后才知道应该创立自己的学派，应该有自己的原创性。老先生的感慨对于我们认识当前的学术很有启发意义，40年代的动荡，50、60年代思想空间的相对狭窄，使我们很多很受尊敬的前辈给人以一种“天下文章未尽藏”的惋惜。

　　我们现在所思考的问题、经历的事情是跟那个时代是不一样的。只要我们不是抱着一种官本位，或者是过去的体制比较缺的权威感、而现在的体制整天让大家来投票那种做法，如果我们超越了这种东西，认真看看这两代的学术，我们会非常明显地看到这30年的学术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超越了过去。

　　第三点，我觉得这代学者经历了风雨人生，阅历了时事的变化，不少人磨砺出睿智的观察者和思想者的气质。我们文学所在建所50周年时，我主编过一本《文学所五十周年学术文选》。原来我希望，那些老先生选一些年份比较早的、最能代表他们学术水平的优秀文章，但最后选的结果是50年中前25年只选了1卷，后25年选了4卷。比如说我们曹道衡先生，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很有贡献的一个学者，退休前只不过是一个谁也可以当的博导。这样一个很有学术水平的学者，因为没有被体制上认可，结果他60岁就退休了。那么他写的文章，我们想让他选一个最有代表性的，结果他最后选了自己1996年写的文章，他的学生刘跃进选了1993年的。这些做了一辈子学问的学者，他们觉得最好的文章是90年代的文章。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学术呢？是因为能够给你一级研究员二级研究员，你的学术自然有一种权威感。很多时候。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超过了前人，但没有得到肯定。

　　我们要铸造和养成大国风范，必须要肯定这一代学术。自己都没有底气，怎样和世界的学术进行对话。作为现代国家，没有一批权威的学者在世界学术论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对于一个民族的损失。我们不能说这一代学术由于商品化、评职称、评博士点、抢滩公关，出现了很多平庸的凑数的垃圾的东西，但是真正有眼光的领导者能在垃圾中看到很精彩的东西。就像西方有一个学者跑来说中国的当代文学是垃圾，而我要说在目前世界商品化、市场化的条件下，你所在的国家照样也有大量的垃圾。真正高明的学者是在垃圾中发现珍宝。所以我们应该又一个很好的学术体制，应该有有很多很有眼光的学术领导者，包括蔡元培、胡乔木等等。他们可以根据一两篇文章，能够看出你的学术处于哪个位置上。我们现在好了，很多都在靠操作，谁去占了哪个滩，谁去攻下哪个关，谁会操作就成为学术带头人。这违反学术规律的，真正潜心的学者他不会整天在公关，在操作。整天在操作的人，他没有诚心搞学术，那他的学术可能就是可上可下。我们需要一个体制让我们的学者为我们这个时代创造出更多、更大的博大精深的学术，更多的原创性的学术体系和学术流派。我觉得，我们的学术建设包含着学者的学术建设、学术领导者的眼光的建设。撒切尔夫人说过一句话，中国没有感染世界的学说。中国只会出口电视机，不出口思想观念。软实力不行。我们听到这些话有什么感想，难道我们中国的学者都是那么没有创造力吗？中国的智慧是足以支撑这个民族走向 在世界上有堂堂正正的位置。这个要反求之己。我们应该要好好想想，我们怎样才能使我们这一代学术走向世界，发出我们的声音。

　　我们如何通过研究这60年的学术，特别是30年的改革开放的学术，平心静气、实事求是、很客观、很有理解的、很懂总结，使我们这一代学术，在肯定的基础上，让他们在世界的文化领域发出声音，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只要这个工作做好了，我们以后在回顾我们六十年的学术和六十年以后的学术，我们会绝对这是一个气象万千、成就辉煌的时代。我们不愧于5000年的学术史，也可以为当代的世界的人类提供能够共享的精神财富，也许这个作为走过来的学者，有我们的极限，也包含着我们对民族文学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