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习惯于批判性和发散性思维模式的典型，看问题也许稍微前瞻和宏观。”今天（9月29日），南京工业大学举行新生开学典礼，中国科学院院士、校长黄维语出惊人，他不太赞同“钱学森之问”，他认为，当前的中国与世界交流与全球接轨的能力和基础条件已经具备，10年之后，像诺贝奖这样的国际性重要指标，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应该属于常态。

　　“‘钱学森之问’有其时代背景”

　　2005年，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提出了一个关乎国家未来的疑问：为什么当代中国培养不出大师、创新型人才？“钱学森之问”引起了举国的深思。

　　“我的看法可能比较特立独行。”黄维说，其实他并不太赞同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并且在多个场合、包括正式场合也阐述了这一观点。

　　他认为，任何命题都不能脱离时代背景。钱老的思考是基于他正值创新工作高峰时期的直接经验，当时中国科技与国际水平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巨大鸿沟。

　　“遑论战火纷飞的年代，即便是20多年前我开始涉足有机电子这一新兴领域的时候，国内的科研条件也很拮据。北京大学图书馆没有相关的资料库存，仅在化学工业部有一个科技文献检索中心，资讯匮乏且收费较之当时收入水平，可谓奇高，信息化建设更无从谈起。我们在科学技术领域包括高等教育方面被世界远远地甩在了后面。”黄维说，但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腾飞，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创新驱动战略，中国大学的水平与质量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取得了世人难以想象的巨大成功。

　　“我们离国际学术前沿和世界一流水平很近”

　　黄维说，我国高等教育在过去10年间走过了国际上30年、50年甚至100年的发展历程，实现了超常规、跨越式、飞跃式发展。可以说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距离国际学术前沿和世界一流水平这么近。

　　他举例说，事实上，我国的基础研究已经与世界接近全面接轨，在相当多的领域已与国际同步甚至在个别增长点上实现了超越，已经处于从跟踪到并行发展的重要转型期。2011年研发投入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投入国。在科学论文方面，我国已达到与主要创新性国家总量并行的阶段，而且呈现出迅速增长的趋势。近十年来，我国科技人员发表国际论文总量居世界第二位，被引次数排世界第六位，高被引国际论文数量排世界第五位。

　　在大学排名方面，我国大学近年来也取得了较大提升。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S（QuacquarelliSymonds）新近公布的报告表明，近五年，中国大陆地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学数量已经增加了一倍，五年增加一倍，即意味着其他国家的大学的退出。今年共有25所中国内地的大学位列世界700强，而2009年仅有12所。

　　“10年后得诺奖在中国将成常态”

　　黄维说，据他个人初步估计和判断，十年之后的中国，像诺贝尔奖这样国际性重要指标，在中国大地出现应该将会成为常态，而不是个案。

　　“在文学奖之后，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方面的奖项将陆续被中国人斩获，没有任何悬念。随着优质学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分布的变化，中国的几个顶尖大学——基于我们南工梦的早日实现，甚至包括我们南京工业大学，将会进入世界排名前五十、前二十、乃至前十。”黄维说，一批实力与南工相仿的后起之秀迅速崛起、趁势而上，都是可以预见的未来。

　　“培根说过：‘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大学之道亦然。”他希望学生们学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于无疑处生疑、于是疑处质疑。“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更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喜欢做梦，非常愿意和大家一起圆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