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一边是指望靠“一次考试”实现人生理想的考生和家长；一边是在丰厚的收益面前欲罢不能的各类复读机构。这就是近几年的高考复读市场，急剧膨胀，繁盛得甚至让人难以接受。　

　　本月初，教育部部长周济关于公办高中禁办复读班的讲话，被嗅觉敏锐的媒体迅速传播后，引起复读市场一片震动。由此引发的一些问题发人深省。　

　　谁在刺激复读市场　

　　按照周济的解释，“公办高中办复读班，是利用国家资源收费，不利于教育公平。”教育部在此后的表态中一再重申，公办高中禁办复读班的禁令早在2002年就已存在。在当年下发的《教育部关于加强基础教育办学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教育部明确提出，为扩大普通高中招生规模，从2002年秋季开学起，各地公办高中不得占用学校正常的教育资源举办高中毕业生复读班，也不得招收高中毕业生插班复读。　

　　但是，三令五申之下，复读之风仍然愈演愈烈。　

　　以中部某省为例，据一位从事复读工作多年的资深人士透露，目前该省各县区高中基本都或明或暗地办有复读班。虽然从每个学校来说，这部分复读班规模不是很大，但因为数量多，招徕的复读生总数相当庞大。而一些省辖市的复读学校，每年招徕的生源动辄数千人，有的在校生人数甚至突破了四五千人。　

　　迅速膨胀的市场背后是巨额利益的驱动。尽管目前对这个不规范且波动很大的市场还无人做过全面的统计，但中央教科所研究员储朝晖为记者做的一个测算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以各地高考报名人数中约30％为复读生计，2007年全国1010万名考生中约有复读生300万人，由于各校依据复读生上年高考成绩收费，标准不一，这里以平均每人3000元计算，这一市场总额大约为90亿元。如再考虑到生活及教学资料等方面的费用，这一总额将会更多。　

　　这是一块巨大的蛋糕！　

　　“一方面，近年的高校扩招很大程度上激活并扩大了复读市场；考生觉得自己考得不好，即使被某所高校录取了，仍决定复读。”储朝晖说。而另一方面，暴利让人热血沸腾，于是在潜在市场、巨额利润的诱导下，复读班越办越多，复读生成了“香饽饽”。复读机构重金悬赏争抢生源，虚假宣传误导考生，原本正常的、依据考生实际情况而进行的复读正在演变成一场恶性复读。　

　　恶性复读的背后　

　　7月，高招录取尚在进行，各地的复读班、复读学校就已门庭若市。有些示范高中办的复读班甚至要托关系提前预定，否则“就抢不到位子了”。　

　　而一些条件尚可、期望通过升学率提高知名度的高中则启动了“生源大战”：有的不惜打破学校原有各年级师资力量的良性循环，给复读班配备最优秀的骨干教师；有的则以入学减免学费、高分考生给奖金、考上名校拿大奖等条件为诱饵，竞相出台高分复读优惠政策，引得那些高分“失意”生在“走”与“不走”之间犹豫不决。　

　　有专家指出，复读班出重举、投重金挖复读生，愈演愈怪的复读现象背后，是更为拥挤的高考独木桥和愈显稀有的优质教育资源。　

　　据记者了解，目前，除部分地方一些公办高中受利益驱动仍暗中违规操作外，更多的公办高中是以分校、挂靠等名义举办复读班的。如北京，几乎所有公办高中开办的复读班，均挂在学校的培训中心名下，复读班本身是民办性质，但一般都带有公办学校的名称。校址设在本校外，师资主要是本校教师、外聘教师，以及本校和外校的退休教师。这些学校自称教师、校舍都是租用，因此办复读“没占国家资源”。　

　　但这一说法却遭到了一些民办复读机构的质疑。北京某知名民办复读机构的校长就对记者说，公办高中复读班一“出生”，就具有先天优势，其占用的公有品牌资源、硬件设备、师资和部分在校生享有的类似住宿等资源，无一不是国家资源。即便在师资和校舍上与公办校分开，公办高中复读班的品牌资源，也是一笔非常大的无形国有资产。　

　　针对“复读产业”越做越大、恶性复读愈演愈烈的现状，储朝晖认为，在这个不规范且波动性很大的市场中，各类复读学校既然已经存在，自然就会想尽一切办法维护乃至扩大自身的利益，而这一利益的关键就在生源。“事实上，很多补习的效果是生源而非补习教学带来的。产生这一乱象的根源在于政府和公办学校没有明确自己在教育中的定位，有的甚至直接参与了鼓动补习、争抢补习生源。”　

　　他进而指出，由此产生的后果有三：一是造成公办学校职责定位和正常教学秩序的混乱；二是在同一张考卷的情况下，造成相同的考试分数内涵不同的过程，毕竟一个是当年学习的结果，一个是通过两年、三年甚至更多年学习获得的结果，结果看似公平，过程却极为不公平；三是误导了学生，使不少学生偏离了自己成长和发展的正常轨道，不是依据自己的潜能有效自主地发展自己，而是被封闭的知识牵引。　

　　禁令之后，复读行为更需引导　

　　有专家向记者介绍说，与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复读市场的兴旺相比，欧美国家几乎很少有补习教育。为何出现这种反差，一些深层次的因素更值得人深思。　

　　此次重申禁令，在众说纷纭的声浪中，我们听到更多的却是学生和家长的焦虑和担忧，似乎因禁令而更紧张的，不是那些办复读班的公办高中，而是打算复读的人。　

　　有专家指出，公办学校进入复读市场与家长学生们的需求有直接的关系。“公办的信誉度更高，质量更有保障”，“民办机构说倒闭就倒闭了，风险太大。复读只有一年，还是稳妥一点为好。”在采访中，不只一位家长这样对记者说。在政策与百姓利益之间，应该求得怎样的平衡？　

　　当记者向储朝晖提到这个问题时，他的态度十分明朗，“我不能赞同这种仅仅从经济和市场的角度解决问题的思路。对于高考补习现象，应有一个基本判断，它是学生、不同学段的学校、社会不同群体进行利益博弈而产生的结果。”储朝晖说，“中国乃至东亚传统中教育管理及社会用人部门不重视乃至完全抛弃自主评价功能是这一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这种价值取向使东亚国家的教育补习现象严重。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要使学生根据自身潜能、自主确定的志向和人生目标发展也能得到社会相关机制的认可，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得到用人单位的认可。只有用人单位依据个人的才能和岗位的适合程度，而不是依据毕业学校和学历高低来选拔录用人，学生才会首选适合自己发展的学校，复读的人数才有可能大幅度降下来。”　

　　他还认为，行政措施作为手段之一可以采用，但仅靠行政措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从用人机制上解决问题，高考复读就很难得到根本的解决。　

　　而就老百姓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北京颇具影响的民办复读学校——北京新干线学校校长冯建直言，就品牌、师资、管理而言，民办学校更有优势：“公办学校是利用所依托的公办学校的品牌、师资，师资只是固定于一个学校，民办学校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往往从众多名牌学校里选聘优秀教师，在教师选择上更精良，师资力量更雄厚。公办高考复读班，对公办学校来说往往是种副业，在管理上不如民办投入的多。民办复读学校相对而言更专心办学。所以，对学生和家长来说，不应该只关心学校是民办的还是公办的，应该更关心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管理水平和教学效果。”　

　　冯建认为，公办高中禁办复读班的政策无疑将使整个复读市场更为规范地发展。而规范之后，人们也更有理由期待复读市场走上理性、健康的轨道。储朝晖为此提出三点建议：“一、公办学校退出与其职责不相符的补习领域，这是前提；二、通过高考改革及录取制度的设置，尽可能减少干扰学生正常发展的恶性补习，比如限制三次以上的被录取者复习和参考；三、进一步拓宽依据才能与岗位相符的原则录用人才的通道，淡化学历、学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