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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3月29日，外界传出西北政法大学（下称西法大）申请博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单位（下称“申博”）再次失利的消息，引起西法大部分师生的不满，并引起社会各界对西法大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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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了解西法大“申博”的进展状况以及西法大近年来的实际发展情形，本报记者专访了西北政法大学校长、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贾宇教授。

　　西北地区司法系统法学博士屈指可数

　　《法制日报周末》：最近传出西法大“申博”再次遭遇挫折。您能不能介绍一下目前“申博”的状况？是否已作出了最后的定论呢？

　　贾宇：关于目前“申博”状况，由于国务院学位办今年改革了博士授权单位评审原则和程序，省人民政府在确定博士授权立项建设单位的过程中起关键的统筹作用。陕西省的这项工作刚刚开始，请省内外专家做了一次论证，各申报院校的材料还没有公示接受监督，政府决策也还没有做。所以陕西省今年最终报哪两所大学，目前还没有定论。

　　《法制日报周末》：博士教育属于高端教育，涉及面相对要小，对于西法大这所培养了大量实际应用的司法工作人员的大学来说，博士点到底意味着什么？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贾宇：博士教育确实属于高端教育，我也不主张所有的大学都去办博士教育。但高端人才的培养也是国家必需的，而具有实力培养博士的学校理应承担起这样的责任。

　　西北政法大学有30年硕士培养的经验，已招收硕士研究生7059人，已授予硕士学位4178人。学校有一批国内一流的学者，他们已经具备培养博士的能力，并且已经被其他高校聘为兼职博士生导师培养着博士生。

　　但他们在本校却无法培养博士生。如果学校不能为这些教授提供这样一个工作平台，学校的实力发挥不出来，就很难稳定这批人才，包括其他一些教学骨干。而高质量的本科、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也是需要高水平师资的。

　　还有，不少人认为争博士点是学校、教授们的利益问题。这一说法我看有些片面。有利益考虑不奇怪，但要看考虑的是什么利益。我们的教授对学校有感情，希望学校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得到承认，希望学校越办越好。

　　全国法学博士点是不少了，但整个西北五省，司法系统的法学博士数量屈指可数。什么原因？本地区没有造血功能。如此下去，西北地区的法律人才队伍永远赶不上发达地区。这些考虑是不是利益顾虑？这是大利益，是国家利益。我不否认学校的发展与老师们的个人利益有关，但我也深深地相信这批教师们的崇高。

　　至于要问博士点对大学意味着什么，本来也没有那么多意味的，但现在被赋予的意味实在太多、太重了。

　　西法大的地位无法替代

　　《法制日报周末》：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法大作为司法部直属的五所政法院校之一，不仅在西北五省享有盛名，在全国高校中也有着相当高的知名度。在当时司法部直属的五所高校中，西法大排名也并非最后。但是近年来，相比其他几所政法院校来说，有人认为西法大衰落了。您怎么看待这一观点？您是否认为西法大真的衰落了呢？

　　贾宇：要说西法大衰落了，我要肯定地说，这不是事实。这种排名、议论，恐怕更多是小圈子里的自娱自乐。一个大学怎么样，要看它人才培养质量怎么样，而人才质量怎么样，要看用人单位和社会上怎么评价。如果博士点不是评价一个大学好坏的主要标准，那么对西法大的评价也许会是另外一种结果。

　　几十年来，我们立足西北、培养了数万名扎根边疆并为西北的国家安全、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优秀人才。

　　从近年西法大的教学改革情况来说，中国有多所大学法学院在美国福特基金会帮助下，引进了诊所式法律教学，但该项目官员多次在公开场合讲，西法大的诊所教育是中国最好的。

　　此外，我们的法学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是国家级人才模式创新实验区；我们的法学实验实训中心是国家级实验项目；我们首创了法科青年教师一律到基层法院担任一年法官助理的教师实训制度，首创了法科研究生去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担任半年见习助理的学生实训制度。

　　今年起，教授、副教授将分批挂职基层法院、检察院的副职接受锻炼；我们积极参与国家司法体制改革研究、提交的《法学教育改革意见》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被作为中央司法改革方案中法学教育改革部分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这些是我对西北政法大学自身的评价。若和别的兄弟政法院校比，我们当然有各种各样的不足之处。兄弟政法院校发展很快，我们在某些时期发展较慢，这样距离就拉开了。

　　在以博士点为标志的学科建设方面，西法大差距尤其明显。我的基本判断是，虽然西法大在很多方面都要继续努力，但西法大在中国、在中国法学界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别的院校所能替代的。

　　西部、基层司法机关缺人严重

　　《法制日报周末》：如今几乎所有的综合性大学或者文科类院校，甚至一些理工科院校都设立了法学院或法律专业，法律类大学毕业生已明显供过于求，出现了法律类大学生就业难的情形。您怎么看待法学教育领域的这种状况？这种状况对包括西法大在内的政法类专业大学有何影响？

　　贾宇：法律专业开设等于没有门槛，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对自己的失职负责。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曾经亲眼目睹一个理工类的大学怎样开办法律系：全系五个人，一个行政干部，书记和系主任是政教本科出身，两名青年教师刚从我们学校法学专业本科毕业，当年就开始招生。

　　现在中国的600多个法律院系，大部分是这种“大跃进”的产物。这些学校再花大价钱从原来的一些法律人才培养基地挖人，来回折腾，除了一些法学教授待价而沽改善了生活外，法学教育的总体质量照样极不平衡。一位全国著名的法学博导被挖到一所工科学校当法学院院长，又开始四处奔走，跑法律硕士授予权，你说这是不是浪费？

　　现在，鱼龙混杂的法科待业大军成了一道风景，可是西部、基层的司法机关照样缺人。这种现象要从几方面看：一是用人机制问题没有解决。一方面是合格的法律人才没有工作，另一方面是不合格的人员仍不断进入司法机关。二是法学教育存在改善的巨大空间，法科毕业生的竞争实力还不足。三是有些法科毕业生的就业观念也还要调整。

　　我们的思路是：建立以法律职业为导向的法学人才培养机制。近年来，每年我校都有100人左右的毕业生签约新疆建设兵团，学生考取村官、基层公务员等的比例在陕西高校也遥遥领先。2006年西藏来招干，我校一批就去了5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