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又逢一年下乡时。

　　陕西科技大学学生吴研暑假回到湖南老家，提及“三下乡”，她向记者说起一件事：“我们团队曾向某革命老区申请下乡，但遭到对方婉言谢绝，说已经接待几十批了，经不起折腾了。”

　　记者了解到，主题为“永远跟党走，青春献祖国”的2011“青春三下乡”现已启动，100余万名大学生、600支全国级重点服务团队、数万支普通服务队奔赴各乡镇支农惠农。本应送科技、送文化、送卫生的“三下乡”为何却让一个革命老区感到受折腾？这群大学生遭遇的尴尬是个体还是共同现象？来自南京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等20余所高校、40余名曾参与“三下乡”的师生与记者分享了他们的经历和感受。讲求实效，别让“三下乡”变味，是他们共同的心声。

　　“三下乡”变味了？ 

　　前几日，记者接到湖南某大学“三下乡”服务队宣传工作学生负责人章敏(化名)邀请，希望对他们下乡工作给予报道，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

　　记者：“你们下乡的生活条件怎样？”

　　章敏：“条件很好啊，住公寓，玩无线网。”

　　章敏显然不了解下乡的实际意义，在她的QQ签名中，她曾一度用“进城”形容她的“三下乡”生活。

　　下乡等于“进城”？“三下乡”出现了哪些问题？毕业于湖南某二本院校的冒磊(化名)向记者说起他参与“三下乡”的全过程：

　　“学校下乡名额有严格限制，每个学院20人左右。普通学生大多不知道下乡的事儿，我在校园媒体工作才知道消息。我很想报名却没有指标，于是我找到校党委宣传部的老师要求‘开后门’，她给院书记挂了个电话，我这才如愿。原以为会去很落后的山村，但车停在了小镇上，住宿条件并不差。期间开展了一些可有可无的活动，晚上跟同学聊天时，他们觉得下乡也就这样。一周之后，我们开始返校。老师说要留下一部分人写总结材料，其他人可以回家，我没有参与，便收拾东西回了东北。我入党时，下乡的经历加了分。”

　　冒磊没有参与撰写学校、地方政府各一份的汇报材料，但山东某高校2009级团委学生干部王慧(化名)曾为汇报材料伤透脑筋。她对汇报材料的用途表示怀疑，甚至直言学生没日没夜赶出来的汇报材料也仅是高校“面子工程”的一部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