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对外改革开放政策的稳定实施、国内外政治环境的不断改善，我国的国民经济出现了空前的、快速增长的好势头；全球范围内的信息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浪潮，也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人们在追求与享受物质财富及较高的物质消费水平的同时，也在注重精神财富的积累与创造、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和期望达到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人们在理论上对教育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作用的认识，以及在实践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都已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这一切都使高校日趋扩大的招生规模，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我们看来，高校扩大招生，有很多有利之处：
其一、在政治上，有助于满足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促进人与人之间教育机会的均等。尤其是一些民办高校招收的一些高考落榜生，更有助于起到稳定社会和家长人心的作用。
其二、在经济上，有助于拉动教育内需，使人们手中大量的教育储蓄，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去，以此带动教育消费，从而促进生产；众多的中等教育毕业生直接进入高校学习，有助于减轻当前大量"劳动力结构性失业"的社会压力，缓解下岗人员就业紧张的矛盾。
其三、从教育本身来看，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在已有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之上，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也是教育事业自身的需要。更何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高校为解决其办学经费不足、寻求新的生存与发展之路，也需要通过扩大规模，来缓解经费紧张的矛盾、提高现有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
当然，我们也应意识到：历史的经验是值得注意的，如果高校盲目扩招，也会带来很多弊病，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
第一、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如果超过相应的职业岗位，供大于求，就会引发一些新的社会问题。那些上不了大学和上了大学而找不到工作的人，同样会感到不满或心理不平衡，而后者的能量更大、其不满的危险性也更大。"要警惕盲目发展高等教育而培养出一批社会的动乱者或反叛者"，这样的话并非是危言耸听的。
第二、过度地发展高等教育，有可能导致人才相对过剩，使其"降格使用"，造成人才浪费，进而导致"人才外流"。我们的近邻印度，就曾有过这样的教训。也许有人会说，"不能马上进入岗位的人才，可以将其储备起来"；此论谬矣。正如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所说的那样："人才不能储备。"人是在工作历练中增长才干的。人浮干事，无所事事，只能消磨人的意志、导致学业的荒疏、摧残人才。
第三、如果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超过了经济发展的水平，不仅使本来就紧缺的教育经费"雪上加霜"，而且，也可能出现新一轮的"脑体倒佳"现象，使具有较高学历的人不能享有相应的劳动报酬和待遇，甚至还会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和企。事业用人单位的经费支出，以致于影响其他方面工作的开展。
上述对高校扩招的利弊所做出的判断与分析，虽然不足以完全反映高校扩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也能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高教扩招与经济增长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问题，也不是如有些人所预期的那样，"高校扩招必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若要真正揭示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洞察高校扩招对经济增长究竟有何意义，我们还必须从如下几方面进行理性的思考：
首先，教育经济学研究结果表明：教育投资收益率的大小，是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大小的重要指标。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收益率分别是35叽、10％和11%，社会平均教育收益率为17．3%。这一研究结果暗示我们，初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大于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作用，因此，在没有完全普及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前提下，而盲目发展高等教育，势必影响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而也影响教育的经济效益。
其次，世界经济水平大致相同的国家，其高校的规模都有所不同；我国高校规模跃居第二位，但GNP却仅相当于高教规模列居第十一位的西班牙，这不能不说明经济发展水平与高教发展规模没有更大的关联。在《1993年世界教育报告》中，列举了21个高收入国家和5个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与其高教规模的关系情况，其结论是：实际收入与高等教育的入学人数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报告中显示：瑞士、日本和瑞典的收入水平大约是新西兰、西班牙和爱尔兰的两倍，但他们的入学率却比后者要少，而挪威和芬兰的收入水平近似于日本和瑞典的收入水平，但其入学率却高得多。而菲律宾、秘鲁、委内瑞拉、阿根廷和韩国等5个中等收入的国家，其学校入学率都高于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人均GNP在12000~36000美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韩国外，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反而呈下降趋势。
在一些人看来，高校规模理应与经济规模或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的关联性，可是我国高教规模（大学生人数）位居世界第二位，领先于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较高的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等国家，仅次于美国，却与排名第十一位的西班牙相同，这显然说明，高校规模大，社会经济效益不一定就高。
再次，"GNP每增加3%，高教规模相应地增加2%"。高教规模的扩大固然与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关系，但不是导致GNP增长的重要原因。根据我国著名的教育问题研究专家周贝隆研究员的研究，高等教育与经济应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其发展速度一般应低于经济增长。他从1980年为起点，一直持续到2050年，用我国人均GNP增长的数量及其比例与高校毛入学人数及入学率进行了比较，然后加以估算。他认为，"GNP的增长是无止境的，而高校入学率是有限度的"，"人均GNP的增长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创造同样的GNP所需投入的专门人才越来越少才是效益提高的表现"。因此，高教规模即使在GNP不断增长的前提下，也不易盲目随之而扩大，否则会造成人力和财力资源上的不必要的浪费。
最后，高校在扩大招生规模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高校内部的专业结构和教育的类别结构与经济结构中的产业结构、劳动技术结构之间的密切关系，使二者相适应，以确保高教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促进作用，反之，则有碍于经济的发展。据全国72个部委局公司统计，我国目前助理工程师及相应职称以上的人员同技术员及相应职称人员之比为1：0.67，有的企业工程师与技术员之比严重倒挂，比例为7:1或9:1，而发达国家一般为l：3至1：10这说明我国现阶段并不缺乏那些相对高级的专门人才，而急需那些具有中等教育或专科教育水平的专门技术人才。这就要求高校招生的专业应以那些专业技术水平要求较高的专门人才为主。不仅如此，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较大的变化，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以及刚刚出现的信息产业正逐渐增加一定的比例，因此，迫切要求高校的专业结构及其培养目标，社会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发展的客观需求。此外，由于高校一些专业结构、专业设置比例的不合理甚至失调现象，也会导致高教对产业结构的适应能力，使高教不利于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在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上，也曾有过高校规模和招生数量相对增长过大的现象，而同期的经济并未出现显著的增长，甚至是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建国初（1950年），我国第一届高校毕业生仅有1．8万人。到1958年~1960年高校招生比以往陡然增加了3倍左右，招主人数由1957年的10．6万，猛增至26．6万~32．2万。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高校正常招生受到了严重冲击。但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自1970年至1976年，我国又招收了一大批的"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为己任的工农兵学员，累计数量达94万之众！
在上述高校扩大招生的时序里，不仅没有明显的经济增长势头，甚至还造成了经济下降！当然，这期间也有明显的政治原因。即使如此，也不能不令我们反思：如果一味地、不顾客观条件地去盲目追求招生的数量，就必然不利于社会生活的稳定，甚至有可能导致经济的非健康发展。相反，稳定的、持续的、并注重管理和质量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才有可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取得较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自1977年恢复高考至1992年，在这16年间，我国高校招生一直保持在近30万~60万之间，处于稳步的增长阶段。而同期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处于比较平稳的、快速发展势头，不能不说是一个明显的实例。
总之，高校扩大招生可谓喜忧参半，前景不容盲目乐观。我们只有在透彻地分析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之后，在理清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复杂因素及其关系的同时，才能逐渐认清高校扩招与经济增长的多种可能性结果，而不至于陷入另一认识上的误区。
 |
京公网安备 11040202430174号
![京网文[2017]10376-1180号](/images/indexnew/www1024.jpg){kind=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