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敬宜要当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了!”
今年春节前,这一消息在新闻界传了开来,且越传越广。闻者多对此事表示赞许。
4月21日,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掀开盖头。在清华园科技厅简短而庄重的欢迎仪式上,范敬宜从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手中接过聘书,数百名师生和来宾热切的目光聚集在两位学界翘楚身上,并报之以热烈的掌声。
在国外,名牌大学聘请一些离任或退休的政要出任教授已成时尚,当然,前提是这些人都是著名学者或高级专家,而在国内,这种做法尚未广泛。聘请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出任这一职务,似有与国际接轨之意。范敬宜是当今新闻界的老前辈、名报人,50年的新闻生涯还没过够,现在又跨入学界,要为中国传媒界造就一批高素质人才贡献余热了。
儿时自办手抄小报, “人之初”就与新闻有缘
从禀赋来说,范敬宜当是古人所谓“三绝”式人物--诗、书、画无不精妙。季羡林先生甚至以“四绝”称之,理由是:他还了解西方文化,“是古人难以望其项背的”。
幼时,他曾师从上海著名画家、吴门画派传人樊伯炎先生学画,已故著名画家王个簃先生当年看了他的习作后作出如此评价:“此生将来必夺我画人一席地。”他曾就读于国学大师唐文治先生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沪校,这里汇集了一大批精于文史哲的学者、教授,浓郁的国学氛围培养了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看了《范敬宜诗书画》一书中选录的他从13岁至今的约百件诗词、散曲、书法和国画作品,即会对他在这方面的功底略见一斑。可是由于后来全身心地投入了新闻工作,就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余事艺三绝”之誉。
今年年初,新华出版社出版了《范敬宜诗书画》,冯其庸先生撰文《诗书画一体情文韵三绝》,大加推崇--以诗而言,情韵相生,久读不厌;以书而言,功夫深厚,出笔就见法度;以画而言,前辈大师曾如是评说:“卓矣范君”。
范敬宜自辩说,他不是画家,不是书法家,更不是诗人,只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诗书画,“余事”而已。三个“不是”自是谦言,“老新闻工作者”的“历史”则能追溯到60多年前。
范敬宜对新闻工作有着天生的情结。他儿时多病,常被母亲锁在家里,从窗口看着别的小朋友背着书包上学堂。为打发寂寞难耐的时光,他学着当时的《申报》和《大公报》自办了一张家庭手抄小报,标题、内容、版式,看起来像模像样,起名《静园新闻》,因其居住在上海一个叫“静园”的弄堂里。报纸的内容为邻里小事,读者也是左邻右舍,不过是“秘密发行”的。
“有几次,我看到邻居家一位姓王的外国通讯社记者,晚上下班后经常在弄堂口偷吃一碗馄饨,边吃边东张西望,生怕别人发现。我就写了篇‘报道’登在头版头条,题目叫作《王大胖背儿女偷吃馄饨》,然后塞到他家的门缝里。他看了大发雷霆。有一天终于‘东窗事发’,事主上门大兴问罪之师。母亲只好赔礼道歉。最后王大胖悻悻地扔下一句话:‘这孩子将来非闯大祸不可!’”
几十年后,范敬宜谈起这件事来还那么开心,说:“这个王大胖真有先见之明,他预见到我1957年会闯大祸。”由此看来,说他“人之初”就与新闻有缘,应不为过。
痴心不改,下放劳动时最大心愿是当墙报编辑
范敬宜走上新闻道路,是在全国一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浪声中。当时他刚刚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灯红酒绿的大都市、优越的工作条件没能留住他的心,强烈的爱国热情使他“把诗情画意都轻放”,毅然投身于布满烽烟的白山黑水间,拿起笔作刀枪,成了《东北日报》(1954年大区撤销后改为《辽宁日报》的一名新闻战士。从此,也与新闻结下不了情。
在辽报工作期间,他历经坎坷,一顶“右派”的帽子压了他20多年,酸甜苦辣常人难以想象,可贵的是他始终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度过了那段难熬的岁月。和中国大多数人一样,改革开放成为他事业新的起点。1984年,组织上大概是考虑到他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将他调京担任国家外文出版局局长。他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不久,又转回本行,当上《经济日报》的总编辑。1993年,当他已是63岁的时候,又成为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的老总,至此可谓达到他新闻事业的巅峰。
不少了解范敬宜的人都说,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对新闻岂止是喜欢,简直爱到了“酷”的地步。
记得他到人民日报的第一天,在欢迎会上讲了自己对新闻工作痴心不改的真情实感。不论在劳动改造中,在下放插队时,尽管他已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还是不断地写作,化名投稿。他说,当时最大的心愿是能够在工厂或者农场当一名墙报编辑。1975年10月,他随一批农村干部到大寨取经,路过北京时进城到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社看望老同志,没想到那天是星期日,找不到人。那时天色已晚,只好在人民日报社门口的报栏前看了一夜的报纸。当他望着报社一个个灯火通明的窗口,不禁感触万分,心想:在这里工作的人该有多幸福啊,可惜我永远不会有这种幸福了。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到这里当一名记者,一定会拼命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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