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文／徐葆耕 

　　当人们观赏一座巍峨的宝塔时，往往仰头瞩目于它那直插云端的塔尖；而当这座宝塔倾圮时，人们才会把目光转向它的基座。因为一座塔的倒塌，不是因为塔尖不够辉煌，而是由于那永远没人关注的基础出了问题。当今，人们大都被人生顶端的辉煌所诱惑，当怀着迫不及待的渴望去攀登时，我们吃惊地发现，那基座已经出现裂痕。无论对于一所大学还是一个人，这个基座都是“人文”。

　　在清华的大礼堂里，至今高悬着一块匾额，上书“人文日新”，是由二六级毕业生赠送给母校的。这四个字包含着清华对于大学教育的理解：“人文”始终是大学教育的灵魂和基础。日新月异的人文思想像一轮不落的太阳，在这所大学饱经忧患和坎坷的每一个时期，都照耀着它，让它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不致坠落；它让所有的清华人都记住：自己不仅应该学习一技之长，更应该学会怎样做一个有品位的人。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中国古代的儒者，视人文高于一切。《易经》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就是说，考察客观世界以研究其规律性的变化；考察人文，则是为了“化成天下”。那时候，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对于自然科学的改造世界的伟大意义缺乏认识是必然的。但，“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说法确是至理名言。与华夏民族同时形成的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大都已经衰落、灭亡或被打散，唯有华夏民族历经五千年磨难而仍然紧密团结、奋斗不懈。力量来自何处？主要是靠自身积累的深厚人文底蕴，支撑了五千年来这片物质上并不丰裕的“天下”。

　　所谓“人文”，并非单指淹通文史或举止文雅。据《周易正义》，“观乎人文化成天下者”，系指以诗书礼乐之教而化成天下。“诗、书、礼、乐”都是“修身”，核心是“礼”。如果用现代语言阐释“礼”，就是指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理智、情感、意志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如何做人”。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传统为处理好这四个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它的主旨是经过冲突和斗争，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自身的精神世界的和谐。这个和谐不是消极的和解，而是积极状态的和谐。

　　古人的教诲中，贵在一个“化”字，也就是说，人文教养的形成不是靠打、压等外部强力，而是靠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使人默化而不知”。上述四个关系中，和谐不是无原则的妥协，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必须坚持以积极的和谐为出发点和归宿，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人文日新”中的“日新”两个字源自《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话是刻在商王汤的洗澡盆上的几行字，即“盘铭”，意思是每天都要革新涤故。人文日新系指人文知识和教养必需时时革故鼎新。从外部而言，如何在异质文化的冲击下实现中外会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就内部而言，如何依据社会经济发展培植新的文化幼芽，也是极端重要的。十九世纪中叶以降，中国的人文改革就处在这两种因素的内外夹击之下，抱残守缺将置国家于死地，“求新”的紧迫性显得十分突出。清华就是在这种风雨如晦的氛围中诞生并承担起“人文日新”使命的。

　　老清华：在“自由”前面还有“天下”

　　老清华的人文氛围很浓厚，不仅表现在国学院和文学院那一连串大师的名字上，更重要的是人文在整个学校保有崇高的地位。我们从朱自清先生、吴宓先生已公开出版的日记中可以看到，清华的人文学者如何受到科技方面的大学者的尊重。朱先生与吴有训、赵忠尧、周培源等著名科学家时相过从；吴宓与数学家陈省身同居一室，相知莫逆。当时读理工的尖子学生如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邓稼先等都很重视加强自己的人文修养，因为人文是教人“如何做人”的学问，是安身立命之本。这种认识在当时很普遍。它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熏染的结果，特别是家庭给予的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