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起源：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先生去世两周年，研究院师生在二校门北边小山下设立纪念碑，陈寅恪先生撰写碑文，这是最广为流传的一句，化作了一代代清华学人的精神风骨。 “清华精神”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是耻不如人。清华起初是用美国退还给中国的庚子赔款建立的，美国政府的本意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培养一批“追随美国的精神领袖”，而学校偏又建在了被英法联军洗劫过的清华园和近春园。学生整天面对着被焚毁的断壁残垣，民族耻辱时时袭上心头。当时在学的吴宓曾有“热肠频洒伤时泪，妙手难施救国方”之叹。“五四”时北大已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而清华的闻一多贴出的岳飞《满江红》，主题还是雪耻。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学生受着美国式的教育，而在出洋后却非常敏感于西方人对黄种人的歧视（可参阅吴宓、朱自清、闻一多的日记与书信），他们远较其他大学的学生蕴积着更深重的对于民族耻辱的痛感；改成大学后，如何摆脱美国的控制实现学术独立便成为清华建设的主题，而其深处的情感动因仍是雪耻。到了三十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梅贻琦任校长第一次讲话没讲学术自由却讲了莫忘国难，到了1935年“一二九”清华成为抗日救亡的中心堡垒。这种为民族雪耻的激情，在解放后转化为建设祖国的献身意志。在文革中，眼看中国在科技上日益落后居然还在批“崇洋媚外”，一位原来的领导人痛心地说：“什么崇洋媚外？！连洋人屁股都看不见了！”文革后，这种耻辱感重新化为办世界第一流大学的强大动力。“明耻”是清华精神的重要表征：耻中国科技与文明不如西方发达国家；耻清华不如西方的一流大学；耻清华某些方面不如国内兄弟院校；耻本学科水准不如校内先进学科；耻个人学习或科研不如其他同班同学或教研室出国人。“知耻而后勇”。清华人的耻辱感是民族耻辱感与个人耻辱感的综合，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纯个人罪感。它显得更加博大，也更加充实。

　　第二是讲究科学。清华改大是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之后，科学优势上扬。清华国学院一建立，主任吴宓就宣称本院与其它大学不同处在于重视“科学方法”（参见吴宓在国学院开学日的讲话），四大导师王、梁、陈、赵及吴宓、李济的研究成果证明此言不虚。梅贻琦到任后，办校重自由，更重“科学家的眼光和态度”，强调理性和纪律，主张一切以事实为出发点。这一点，构成清华与北大办学的风格不同，其原因除上面提到的社会因素外，还同梅贻琦在美受的理工科教育背景有关。这种科学精神不仅贯彻于理工科建设而且旁及人文学科。冯友兰说清华文科的共同风格是追求“所以然”、“比较有科学精神”。解放后，清华校长明确提出继承发扬严谨、科学的传统，并且在广度和深度上大大超越从前。蒋南翔在58年大跃进、文革中多次坚持实事求是，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对整个清华的干部、教师队伍有深刻影响，对发展清华的科学传统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三是重视实干。早在三十年代，朱自清先生就说“清华的精神是实干”。直到现在，在校园的中心位置还坚立着一块碑，上书“行胜于言”，如果再加上韩愈的话：“行成于思”，便可以很好地概括清华“实干”的特点。西方近代大学精神与此相反，强调大学精神在“思”，不在“行”，但进入二十世纪，西方的大学也在变，变得更加重视“实用”。全国解放后，清华被改造成为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大学，“实干”的传统进一步充实了工科的操作型特点。每一重大决定作出，必有细密的操作程序和系统，保证决定能够获得实现。从培养计划、科研战略到校园管理都是如此。清华有多人进入中央、省部担任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实干作风。清华每年招生高居龙首，无可匹敌，也是因为它给学生家长与学生本人一个扎实可靠、稳定有序的信任感。从根本上说，“实干”同“后现代”时期相契合，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大学教育从“思”向“行”转变的趋势。解放后清华改工科后，工科的研究需要集体操作，与文科不同。罗素说：“技术给予人的能力是社会性能力，不是个人的能力。科学技术需要有在单一的指导下组织起来的大量个人进行协作，所以它的趋向是反无政府主义、甚至是反个人主义的。”（《西方哲学史》第６页，商务，82年版）工程训练养成了很强的团队意识，对个人作用不像文 理科那样看重。长期受清华精神熏陶的人在工作中比较重视人际关系，重视一班人的团结。这也是清华人同中国的现行社会制度比较契合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