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当初我迈进德科中文学校时，共有两个班。二年级里最小的学生只有5岁，而三年级的学生最大的已满28岁。不久，学校又开了一个小小班。小小班里的年长者是来自缅甸的贺先生，英年43岁；来自马来西亚的黄姓汉子，刚好35岁；还有K市的三个才迈出幼儿园的小娃娃。他们全都是出生在美国的ABC。

　　我失眠了，把床单快辗成绳了，两眼还是闭不上。我发愁，不知将如何教好这帮一人一个岁数的“五湖四海”们。我不能打退堂鼓。我若不干了，K市的中文学校就散摊儿了。我受不了那几个大龄学生和那些家长们用那种目光，那种想学而又急待学好中文的目光瞅着我。校长开口了：“中文是我们的母语。如果我们的孩子光会说英国话而不会说中国话，那就是对不起自己的母亲！”

　　可现实也有话说：老师和家长的母语是中文，可这帮学中文的家伙其母语是一点儿都不掺假的英文哪！一周7天，他们说英文的时间是6天半，轮到我发威发狠的钟点只有3小时。180分钟三班摊，用一小时所学到的几个中国字去抗衡其母语，打平的机率我不敢用百分比计算。

　　我煞费苦心地想办法，激发出他们爱学中文的兴趣来。一急之下，我把“匡衡凿墙壁”和“孙康在雪地里看书”的故事给想起来了。我喜出望外地滔滔不绝了。不料，我话音刚落，大班的学生——10岁的凌波当即举手发问：“孙康在雪地里看书，他不怕冻死呀？”我不禁一愣，“哦，我们主要是学习古人那种刻苦向上的精神。”不行，精神这玩艺儿看不见，摸不着，这样的答复像是镇不住他们。急中生智，我有词儿了：“人家孙康是在雪地里看会儿书，进屋暖和一会儿，再出去接着看。”“我不用学孙康。我家有十几个大电灯！”凌波刚得意完，跟下来的便是：“我家好暖和。”“我们汽车里都有空调哪！”“下雪天连学都不上……”

　　在美国长大的他们，怎会理解穷苦人家的子女那种急需改变自己命运的渴求呢！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就连他们闹矛盾时，其制裁手段全是往对方房前屋后的树上及花园的灌木丛上拽卫生纸。成卷成卷地拽，成条成条地挂，一拽就是十几卷，一挂就是一大片。想用孙康在雪地里看书的事例来感动和感悟他们，能行？

　　慢慢来！我查着《辞源》给大班备课；我一字一句地给他们讲解语法知识；我辅导他们写周记﹑写短文；我结合课文的内容，因势利导地给大班讲中国的朝代；讲楚国的屈原﹑东汉的蔡伦﹑南宋的岳飞﹑明代的李时珍，还讲了香港与澳门的回归以及两岸统一和浦东开发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班的学生跟我有了一定的默契。听课时，几乎无一人乱说乱动。可一轮到给小班和小小班讲课，我就挠头了。

　　小班的课文多以童话故事为主，但6岁的小阳阳还是不愿听。上课时他常把脑袋拱在椅子上，大头儿朝下地跟我玩儿对峙。我不理他，他就钻到桌子底下出怪声儿。我把他“请”出来，他就跑到屋门口把一屋子的灯全给弄灭了。我问他为什么要捣乱？他说学中文太无聊，还满脸挂着严肃地告诉我，等他长大后买了新房子决不让我登门，其原因是怕我去教中文。

　　最让我劳神费心的当数小小班。这个班因学生年龄相差悬殊，当抽读“一﹑二﹑三﹑四﹑五”时，在大人和小孩儿都要举手争当第一的情况下，我真不知是该先尊重女士先生，还是该先优待“ABC”。

　　在美国当老师必须要弄懂师生地位平等，彼此要相互尊重，他们的成绩不好不能随便声张，一不留神说出去了，那就是侵犯了其隐私权。敢做的，能做的，就剩下个时时刻刻都要把他们的自尊心放在首位了。

　　记得小小班刚开课时，稚嫩的非非因唱歌时不哼调儿，光念歌词，贺师兄听罢，刚噗了一声，还没敢把憋不住的笑儿笑出来，小家伙就哇地哭了。这一哭，一直哭到下课时。无论我怎么哄，怎么劝，都等于零。

　　黔驴技穷时，我想到了“物质刺激”。我找出教导主任给我的几张带有小动物图形的花纸片，谁的作业做得好，我就揭下一个小动物贴在谁的本本上。这法子不错，挺有竞争效果的。一计管用，二计又生。我跑到中国杂货店去买回好多包山楂片，每到课间休息，我就用山楂片喂他们，边发边吃边教他们认山楂片上的字。趁他们都低头咕念时，我便把《本草纲目》中对山楂的批注背给他们听，写给他们看……

　　阳阳有兴趣了；非非的鼻涕眼泪也不多见了……(宋晓亮 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