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不知对错的7年

　　所以当年轻的政治老师张道旭提出疑问时，董丰均意识到，这个问题需要严肃对待了。

　　除了翻出自己当年的进修课本，这个在妻子眼里“一辈子爱抬杠，钻牛角尖”的人，还跑到市图书馆借出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在通读这些书籍之后，他写出一篇文章《纸币到底有哪些职能》，认为“教材应做适当修改”。文章后来发表在2004年第8期的《中学政治教学参考》上，他还收到了70元的稿费。

　　回到课堂上，他手里的教科书并没有如他所愿“做适当修改”。他在论文里所思考的问题，也从来没有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过。

　　虽然已经认定课本有自相矛盾之处，但董丰均在给学生讲课时，还是紧扣课本，“即使错了也要按照课本来”。

　　“没办法，娃子们要参加高考，要升学，而高考只认参考答案，参考答案则以课本为标准。”他感慨说。虽然深刻感受到，这种只背标准答案，不问问题的教学与考试，会禁锢创新精神和思想，但他无能为力。

　　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在教学过程中，虽然自己发现有些地方讲不通，不主动去讲自己的疑问，但学生也很少提出问题。

　　董丰均特地将2010年12月24日的《人民日报》第12版收藏起来。因为上面刊有原国家总督学柳斌的文章《当前教育最缺“问”》。文章写道：“我们现在教育模式最大的弊，不是在学‘问’，而是在学‘答’。”董丰均特地将文中类似的语句，用红笔划了出来。这一弊端，他感受颇深。

　　自己的文章在2004年发表后，董丰均把文章寄给了敢于提问的张道旭，算是老师给学生一个“负责任的回答”。

　　在思考怎样回答张道旭的过程中，董丰均对货币有了更多的思考。2005年，他写成一篇论文《试析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的不可行性》，拿到一家期刊发表。由于驳斥的是诺贝尔奖得主的观点，编辑疑虑重重地问他，“会不会闹笑话？”董丰均告诉对方，“绝对不会，你要相信我。”这篇论文最终发表了。

　　一年后，他又写出论文《对当代货币的理论阐释》，针对马克思提出的“货币天然是金银”一说，他提出“货币天然是信用”。

　　因为这篇论文，董丰均在2006年12月收到一所重点大学学报编辑部的用稿通知。通知说，他的“大作”将会刊载在该刊2007年上半年的“专辑”里，但他需要在收到通知的7天内，交纳版面资助费800元。

　　得知自己的论文可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董丰均喜出望外，随即寄出800元。论文如期刊载在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专辑上，这一度让他认为自己“解决了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也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

　　然而这种快乐在当年暑假就匆匆消失。一位校友回校看望老师，董丰均跟她聊起了当下的社会现象，感到痛心疾首。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话题转到学术腐败上。校友提及，一些学术刊物为了挣钱，常常以出增刊和专辑的形式收取版面费。尤其是“专辑”，印刷后一般只寄给文章作者，而里面的文章，很多在期刊文献的数据库里根本检索不到。

　　听到这些话时，董丰均想到了自己的文章，虽然尽量不动声色，脸上却是一阵又一阵的滚烫。

　　回到办公室，他迅速在网上检索，结果真如对方所说。

　　“我被愚弄了！”董丰均至今仍难以掩饰当时的惊诧与愤怒。

　　他随即致信该刊编辑部，愿意再出800元钱，要求将论文发表在正刊上。编辑部未予理睬。他再次致函询问，编辑部终于回信说，“董先生在信中所阐述的文章的学术价值，至少本刊相关编辑对此并不认同”，故只能发在注有“专辑”字样的增刊里，“只是普遍地，专辑的订阅量很少”。

　　“不认同学术价值，但只要给钱就发表，这难道不是惟利是图、不负责任并且学术良心泯灭吗？”董丰均愤怒地说道。

　　他找到自己在武汉当律师的学生，试图跟编辑部打官司。但学生告诉他，“这种事儿太多，打官司没什么意思”。董丰均只好作罢。

　　就这篇文章，他还曾在朋友的介绍下，与一位经济学教授取得过联系。

　　打通电话后，教授上来就问：“你是不是想发表文章提职称？”

　　董丰均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告诉对方，自己已经“船到码头车到站”，关心的不是职称，而是自己对政治教材的一些想法。教授听完后，告诉他：“这个问题理论价值不大。”

　　另一位经济学教授，在某知名大学主办的期刊里担任编辑，是郧阳中学校友。董丰均给他寄去论文后，打电话告之自己的这篇论文“是要纠正政治教材的错误”。

　　电话那端，教授略有迟疑：“教材，教材？……”董丰均顿时领会到，中学教材里的错误，在教授们看来实在是个小问题。

　　但在董丰均看来，这不可接受。以他的经历，他知道在教学过程中，中学师生对教材的依赖程度。

　　“理论界有争议的东西，我们教学中得按教材上讲的处理。教学是为了参加高考，高考得靠正确答案得分。”张道旭说得更直白。

　　这个当年勇于提问的政治老师坦言，大部分政治老师都是教书匠，对很多问题都没有思考，或者认为没有思考的必要，不会像董校长那样去思考。他介绍说，跟语文、历史等其他学科不同，即便是在全国范围内，真正教得好的政治老师也很少。有影响的中学政治老师，大都是编高考复习资料，或者是研究高考命题的老师。

　　这一点也得到郧阳中学政治教研组组长丁仕国的认同。“政治老师确实没有特别有声望的。”他说。

　　丁仕国介绍，稍微有点名气的政治老师大都热衷于编资料、搞讲座，没人像董丰均这样跟政治教材较真。

　　2008年，董丰均发现已经使用了3年的高一《思想政治》教材上，有两处表述错误，一处是“纳税人”的定义里掉了一个关键的字，另一处则是将定期储蓄的存期种类搞错了。

　　发现这些错误后，董丰均及时写了一篇小文章，刊登在当地的一家刊物上。他坚持认为，“教材是最权威的知识载体，不能容许出现可以避免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