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我只是追求真理和思考的权利

　　2008年，董丰均曾托人将自己的论文发给国内一份权威的经济类期刊。在等待了3个多月之后，他得到的答复是：“因版面紧张，无法刊登。”

　　这样的拒绝没有让董丰均灰心，反而让他心中有了更多的希望。他认为权威期刊以“版面紧张”而非“没有学术价值”的理由拒绝自己的论文，或许说明自己的思考和研究并非毫无价值。

　　在几张已经起皱的稿纸上，董丰均将自己收集来的各种正规期刊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很详细地记录下来。他先后给这些期刊投稿，最终都换来了同一个杳无音讯的结局。

　　2009年4月，这篇论文终于在一本名为《现代经济》的刊物上发表。不过，为此董丰均支付了900元的版面费。3个月后，他的另一篇论文在《中国教育发展研究》上发表，花费了他460元。

　　这期间，在吴胜涛的联系下，北京师范大学的“师范教育·名家讲坛”系列之“光荣的人民教师”讲座，邀请董丰均讲述如何成为一名优秀教师。组织者误将他介绍为中学特级教师，结果他一上台就纠正，声明自己只是高级教师。

　　据他的同事介绍，在最有机会晋升为特级教师那年，身为学校领导的董丰均将机会让给了一位普通老师。再后来，评特级教师有了课时量的要求，作为校领导的董丰均因为代课少而失去了机会。

　　这也难免让外面的人认为，他发表论文是为了评职称。实际上，在2009年秋天被定为正处级调研员后，董丰均应学校的要求，才首次将自己发表论文的情况汇报给学校。

　　在2009年6月8日的高考文科综合考试结束后，57岁的董丰均送走了他所带的最后一届高三学生，也告别了他坚守33年的政治课讲台。被定为调研员后，他可以不用再上课，也不用每天打卡上班。

　　不用教课，让董丰均的日常工作比以前轻松了许多，但这多少也让他觉得有些遗憾。

　　“把知识讲给学生，让学生理解，看他们会心地笑了，这是一种享受。”董丰均翻着那些自己曾经用过的教科书说道。

　　说到激动处，董丰均常常会撅着嘴，双目圆睁，满脸通红。他经常跟年轻人说的一句话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2009年初冬，他在街上遇到一位老同学。同学问他在忙什么，他回答在研究货币。对方很意外，他竟会对钱币感兴趣，于是热情地说，自己认识十堰市钱币学会的人，可以介绍他认识。董丰均马上纠正道：“不，我要联系的是金融学会。”

　　结果，在听了他“货币天然是信用”的提法后，这位曾经担任市社科协领导的同学，直斥董丰均竟然提出跟马克思不同的观点。同学说了一句，“你这叫狗胆包天，无知者无畏”，然后挥手离去。

　　接下来的冬天，董丰均几乎一直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写出了10余万字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并打算出书。在写作的过程中，他一直充满着自信。因为在他告别讲台之时，拿到的新政治教材上，谈到纸币时已经不再讲纸币没有价值尺度、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的职能。

　　书稿完成之后，董丰均几经辗转，通过北京一家文化公司联系到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名为《货币天然是信用》的小册子。他需要为此支付3万元。他的6个学生得知这件事情后，共同捐助了3.1万元。

　　书出版之后，有毕业生提出要把董丰均手里的几百本书全买了，算是对老师的支持。这遭到了董丰均的拒绝。他的理由很简单：“我不是为了卖钱。”

　　每次碰到自己认识且觉得有见解的人，他都会主动送给对方一本书。不过送之前，他都会先问一句，“读不读？不读就不送。”送之后，他还会追着问对方读没读、有何感受。

　　他先后已经送出了几十本书，只有那位说他“狗胆包天”的同学很认真地给他反馈。这多少让董丰均有些失望。

　　侄女在武汉一所高校经济学系读研究生，董丰均希望侄女的导师能看看他的这本书，评判一下他的研究。但侄女回答：“导师忙得不得了，哪有功夫读你的书！”

　　到上海参观世博会期间，他特地带着书到一所著名高校，想向该校经济学院院长请教，但刚进学院大门便被保安拦住了。在他说明来意后，保安告诉他，院长“忙得很”。他只好到学校的大门口照了一张相，以证明自己来过。

　　这一次的遭遇，让董丰均很难受，甚至觉得屈辱。“如果专家们论证我是错的，我认，而别人也就可以从我这里吸取教训。但是，你不能认为我是鄂西北小山沟里的一个普通老师，就认为我没有思考的权利，并且对我的观点不闻不问。”

　　从世博会回来后，董丰均跟随旅游团去了意大利佛罗伦萨。团里只有他一个人专程去了圣十字大教堂。他特地花5欧元买了一张票，在马基雅维利墓和伽利略墓前面，分别照了一张相。“这是个求真的民族。”董丰均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