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玩手机游戏会耽误学习么？”

　　“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因为我没玩过。”

　　10岁留守儿童小君，重庆市万州区响水镇一个偏僻农村的四年级小学生。他现在是当地派出所的常客，每天都要去一趟，派出所的叔叔阿姨轮流为孩子补课。这在当地传为佳话，也在前段时间经媒体报道广为人知。

　　7月20日，《工人日报》记者在派出所见到小君时，留下了本文开头的这段对话。他告诉记者，自己从没玩过手机游戏，不知道WIFI是干什么的，更没听过“苹果”还能当手机用。记者在当地调查发现，像小君一样的留守儿童对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很陌生。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多数留守儿童对电子媒介的接触几近于无，他们的媒介素养教育正处于缺失状态。

　　留守儿童离电子媒介有点远

　　“我每天会去派出所找叔叔阿姨，回到家就只能自己一个人玩。”小君对记者说，他回家的生活都是一个人度过，不会去找同学玩，因为“来回需要走一个半小时的路”。

　　据小君的妈妈介绍，她在附近的龙沙镇打零工，只有晚上才回家，小君的爸爸在万州城区打工，没什么事不会回来。平时都是奶奶在管小君。记者了解到，由于父母单方或双方外出打工，农村儿童的实际监护责任被转移给了留守老人、妇女，有血缘关系的亲戚，村干部，以及各类儿童托管中心等。

　　“孩子们太孤独。父母基本上只有春节才回来。赚到钱盖了房子又继续去打工。孩子们平时在村子里几乎见不到年轻人。”响水镇小学的一位班主任说，留守的孩子在学习中也出现了不少性格方面的问题。

　　与小学教师关注的角度不同，重庆三峡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余曲更多注意到的是留守儿童的媒介素养问题。

　　余曲曾做过一次调查，当问及“是否会用手机等媒介进行拍照写作评论等活动”时，65.5%的孩子表示“从不”，仅有11.2%的孩子表示“经常”。被调查的留守儿童绝大部分不知道什么叫智能手机，他们见过的手机只能打电话和玩游戏，他们从没听过Iphone、IPAD。

　　“农村留守儿童与城市儿童相比，在信息的获取、利用，媒介的接触、使用方面都处于劣势，这对他们是存在缺憾的。如何缩小知识鸿沟，缩小城乡居民在媒介素养教育方面的差距，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余曲向记者解释。

　　家庭收入低下成鸿沟

　　父母为什么不把留守儿童带在身边？

　　西南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秦启文认为：一方面，劳动力流入地区对外来务工人员及随迁子女的接受程度不够。另一方面，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普遍不高，无法维持子女在城市上学和生活的开支。

　　小君的妈妈告诉记者，她拿的是计件工资，每天的收入在20到30元不等。丈夫在万州做建筑工，月收入极不稳定，在二千到四千元之间浮动。暑假从没带小君去他爸爸那玩，一是开支过大，二是那边工地也不允许。

　　而重庆主城区的郑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儿子今年读五年级，一年的开销在四万元左右，其中较大的支出是购买电子产品和报兴趣培训班。

　　“爸爸，记得你走的时候我才上三年级，现在我以（已）上了五年级。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很想你，每天做梦都会梦见你和妈妈。今年过年你回来吗？回来一定给我带一个可以拍照的手机……”响水镇小学一班主任向记者展示小学生周某在作文《写给爸爸妈妈的信》中的心声。

　　“改变留守儿童的困境，本质上还是要改善父母的经济状况。劳动力流入地应当有‘反哺’的责任。”重庆市政协委员潘晓阳认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达、财政收入充足，社会福利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程度也较高，应当在民政部门设立一个专门负责机构，协调处理流动人口子女在教育和其他福利上的问题。

　　社会组织的“柔性力量”或是方向

　　对于如何培养留守儿童正确利用媒介获取生活和学习必需的信息并且能主动参与到信息生产的能力，重庆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李丽华认为，把留守儿童的工作都压给政府是不现实的，要把更多的社会服务工作交给社会组织去做。

　　今年6月，重庆丰都县新希望社会工作组织承接了“童享蓝天”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工作服务，该组织工作人员利用周末时间，对留守儿童开展家庭访视、手工活动、故事分享、情绪表达小组等活动。

　　服务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通过参与式行动的方法对留守儿童开展媒介素养教育，不仅将媒介知识传播给他们，更通过参与式行动培养他们的表达意识与表达能力，学会通过媒介发出声音，这比灌输式的知识传授更为有效。

　　“我现在知道怎么用手机拍照了，我拍了一张跟奶奶的合影发给了妈妈，还学会了用手机搜索一些语文知识。手机真有用。”该县六年级的男生王同学兴奋地对记者说。

　　新希望社会工作组织负责人告诉记者，除了对留守儿童的手把手服务外，还会对农村中小学教师进行培训，提升他们的媒介素养，通过他们来指导留守儿童。尤其是一些年龄稍大的老师，自身的媒介素养也十分欠缺。不过他们也提醒，使用智能手机等应适度，不能沉迷其中。

　　丰都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他们会在进一步强化和整合政府政策性保护职能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并会拿出一定的资金作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基金，来加大对儿童福利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