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专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康凯

　　作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康凯认为，这40年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同时，他也提出了中国高等教育还面临着数量、质量、投入等方面的问题。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征途上，既要关注高水平大学建设，也必须关注整体发展。曾经援藏的经历，使他对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更为关注。如何“让人才往西部走”，是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扫码查看专题

中国高等教育40年的改革与发展 

　　翻天覆地、一脉相承 

　　陈志文：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您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巨变的发展历程。您对这40年有什么感受？

　　康凯：我们这一代人是改革开放的亲身经历者，中国这40年的发展成就是巨大的。习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例举的数据，足以证明40年来我们取得的辉煌成就。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干劲十足。

　　我这40年的经历主要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是完全同步的，应该说起步更早一点，即1977年就恢复高考了。40年的成就举世瞩目。

　　1977年高考报考人数是570万人，录取人数是27万人。那时的大学生可谓百里挑一，凤毛麟角。1999年开始大扩招，200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了15%，2017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5.7%，与过去相比，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空前提高。现在上大学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了。

　　陈志文：如果把高等教育的这40年划分几个阶段，您怎么划分？

　　康凯：根据马丁特罗三个阶段理论，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划分为精英化阶段、大众化阶段和普及化阶段。

　　40年改革开放，我国的高等教育走过了精英化阶段，马上要走完大众化阶段。

　　1977年到2002年为第一个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属于精英化阶段。2003年到2020年（预计）是第二个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属于大众化阶段。2020年以后将进入第三个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会超过50%，进入普及化阶段。

　　我认为，在此基础上，之后还要发展到75%以上进入第四阶段，即基础化阶段。“基础化阶段”的内涵是指：实现四分之三的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社会发展到要以高等教育发挥基础性作用作为支撑才能前进，社会整体发展水平进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划分的“极高人类发展水平组”。

　　高等教育可以说是社会发展的“发动机”。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稳步进入了创新性的知识经济时代，没有足量的高素质人才支撑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 康凯（左）、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右） 中国教育在线/摄

　　陈志文：在高等教育这40年的发展历程中，您印象最深的有哪些事情？

　　康凯：第一件事，是坚持党的领导，确立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体制，确保了方向的正确性。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高等学校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

　　第二件事，是高校大扩招，加速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数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没有数量很难谈质量。当然，这也带来了一些发展中的问题，需要不断解决。

　　第三件事，是提出内涵式发展，核心就是一直以来强调的提高质量。如果质量不高，高等教育的整体竞争力就上不去，对社会的支撑度也就不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四件事，是高等教育这40年的一系列改革是一脉相承的。改革就是调整生产关系，把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进行调整，把各种生产要素进行有效的合理配置，使生产力发展达到最高水平。改革是不断推进，逐步深化的。在高等教育领域，这些年的改革使高校的人才培养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

　　第五件事，是高等教育向两个方向分化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晰。一个是为研究性教育打基础的厚基础化方向发展的高等教育，另一个是为工作岗位和行业职业的职业化方向发展的高等教育。这些都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

　　陈志文：实际上，这也是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以后的必然。对于高等教育这40年的发展，您能否梳理十个关键词？

　　康凯：我梳理了十个方面：第一，坚持党的领导；第二，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第三，立德树人；第四，数量为基础、内涵为主导；第五，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第六，教师队伍建设；第七，“双一流”建设；第八，对口支援中西部高校；第九，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第十，教育经费保障。

数量、质量、投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面临的三大问题 

　　陈志文：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也存在问题和挑战。从您的角度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

　　康凯：回顾40年的历程，高等教育发展支撑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未来，我们将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和挑战，这是值得探讨的事情，只有搞清楚了问题，才能采取措施解决，才能用改革的办法推进发展。

　　第一方面，我从数量上来谈谈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2017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45.7%，但社会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占比还是比较低的。据2017年8月，《文汇报》刊登的《中国：补齐短板迈向教育强国》中报道，在25至64岁人口（也就是主要的劳动力人口）受教育程度上，多数发达国家劳动力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在30%至50%之间，而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仅占9%。

　　我认为原因有两个：一是我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还不够高，发达国家的毛入学率普遍在60%以上，美国甚至达到了85%-90%，而我国还不到50%；二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时间短，积累较少。由此可见，这个问题是在可预见的时间里得以解决，所以应当说这不是主要问题，但不可忽视。

 

　　康凯 中国教育在线/摄

　　陈志文：我还是比较乐观的。2018年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约1500万以上，而2018年高校毕业生就有820万。另外，留学回国人数在2017年已达到48.09万人，2018年保持了增加的趋势。

　　在未来的发展中，在主要劳动力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占比将会快速提高。也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是时间问题，通过足够的积累是可以解决的。你讲得很对“这不是主要问题，但不可忽视”。

　　康凯：是的。第二方面，从质量上来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在此，我主要谈谈专业教育、教育结构、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以及激活教师积极性的问题。

　　首先，针对专业教育问题，我曾提出，培养学生“会思考、能实战、不作弊、善合作”是高校专业教育的灵魂。这里回答如何在专业教学中落实“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培养学生“会思考”就是要将培养和训练学生的专业思维能力作为专业教学的基本任务和基本目标。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和水平，是其理论知识积累、认知能力和智力水平的集合式反映。

　　思维运动的核心形式是“联想”，不论是有规律的思维运动还是发散式思维活动都是以“联想”为基本运动特征的。

　　所以，在我们的各个教学环节中，应当要有大量思维“联想”的专业教学设计，充分培养和训练学生的专业思维“联想”，使学生具有“深刻性、灵活性、敏捷性、批判性、独创性”等高附加值的专业思维品质。

　　为此，专业教学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必须采用互动式教与学的方法，必须实施以非标准化为主的评价考核制度。我们要为学生提供“可进行深入思考”的基础、环境、时间、空间，以及有效的指导。

　　要教给学生哲学（明白学）这把金钥匙。要学习一点东方哲学、西方哲学。主要的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学生必须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要教会学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还要进行艺术教育，艺术教育在思维训练中具有特殊的作用。

　　思考是创新的根本来源和根本动力。一定要通过学生的大脑来进行思考，对知识进行再加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创新的基础，没有思考就不可能有创新。

 

　　康凯 中国教育在线/摄

　　陈志文：据我所知，有些国家的学生从小就开始学习论述性文章的写作，这是促使学生进行思考的很好方式，而我们这方面存在不少问题，确实需要认真反思。

　　康凯：是这样的。“能实战”是指要加强实战化实习实训，培养理论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教学过程中一个极其很重要的环节，然而却是中国高校的短板。

　　最近，我们学会发布了《中国高校实习实训教育专题观察报告（2018）》（虽然还不够全面），其中一些初步观察结果（存在的问题）值得高度关注：第一，各学科专业实习课时缩水问题比较普遍；第二，分散式（专业、综合）实习过程中的管理失控、资源不足等因素，有可能导致分散实习流于形式，这是当前高校实践教学的主要痛点和难点所在。第三，目前高校实习实训质量监控工作，总体上还是高校质量管理的一块短板。第四，高校实习基地的建设质量和利用效率参差不齐，是否能满足教学要求，需要深入调研。第五，多岗位实习的机会很少。只有很好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为实战化实习实训奠定基础。

　　我们常用“实践教学”这个词。实践是指：人类有目的地改造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一切实际活动。对于专业教学来说，“实践”这个词过于宽泛，用“实战”更贴切。

　　实战：集中体现专业教学解决问题能力训练的要求，体现实际工作的激烈性、复杂性和专业性。我选用“实战”是从军队中来的，军队中都用“实战演习”“实战化训练”，我认为对于专业教学十分合适。

　　“能实战”带有根本性和现实性（或目的性），即大学生在专业成长上的决定性一步，是专业教育的根本性任务和根本性目标。

　　“实战”教学是我们高等教育的短板，要实现培养学生“能实战”就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教育投入不但不能减少，反而要持续不断增强支持力度，这是必不可少的成本。在此要特别说明的是，各种模拟教学是必要的，是为进一步“实战教学”奠定基础。

　　陈志文：北美滑铁卢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很强，原因就是在教学过程中，实际的项目操作占了约一半的时间。《魔戒》的动画就是滑铁卢大学师生做的。中国高校在这方面的短板确实很严重。

　　康凯：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培养大学生“不作弊”是专业教学的任务之一，“不作弊”是学生的专业道德底线。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低要求，依我看，坚持这个底线不容易。

　　如果一个人永远不作弊，一生都不作弊，可以说这个人的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是合格的，如果我们培养的学生人人都不作弊就是巨大的成就。诚信的缺乏导致中国很多管理成本很高。

　　所以我们必须教育学生坚守道德的精神家园，把“不作弊”作为自己的底线，把一生“不作弊”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不作弊”也就是诚信，带有人格的完美性和艺术性，即人品养成、精神塑造。

　　希望能看到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将“不作弊”写入自己的校训中，如果哪个大学勇于将“不作弊”三个字作为自己的校训，应当说是一所不错的大学。

　　“善合作”，我认为是教育软实力的代表。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一个人是很难处理的，必须要合作。学生的合作能力越强，将来的工作能力就越强，能做出的贡献就越大。我们的专业教育中对合作教育还不够重视。

　　在此推荐一个案例：清华大学柳冠中、邱松等教师荣获的2014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基于思维与实践并行的综合造型设计基础课程群建设》，充分展示了培养学生“会思考、能实战、不作弊、善合作”的专业教学理念。

　　上述内容就教育教学改革，各种的人才培养要素应围绕如何实现培养学生“会思考、能实战、不作弊、善合作”展开。这也是我学习教育部2018年9月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的一点体会。

 

　　陈志文 中国教育在线/摄

　　陈志文：您提出的这四点非常接地气。

　　康凯：其次，中国高等教育结构也存在问题，需要深度调整，主要涉及到四个维度。第一维度是高水平大学建设和地方院校建设的结构问题；第二个维度是东西部高校的布局结构和发展问题；第三个维度是专业结构问题；第四个维度是教育层级结构与创新动力的关系问题。

　　在此我就第四个维度多讲几句。现在中央提出“创新是第一动力”。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只有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教育能比较直接对接“创新是第一动力”的要求。然而，目前我们的博士研究生教育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存在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而且问题越来越突出。

　　为适应国家对“创新是第一动力”的要求和创新创业的要求，硕博阶段的教育特别是博士阶段教育要尽快发展。如果整体教育结构不合理或者太偏废，整体教育质量是不高的。

　　第三，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还有待提高。“2018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中，华中师范大学的“深度融合信息技术的高校人才培养体系重构与探索实践”获得了特等奖。该项目通过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深化了教学改革，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大大提高了人才培养能力，大大提高了学生的竞争力水平。现代信息技术是当代特征性科技水平标志，集中体现当代生产力水平。

　　因此，在高等教育中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一步推进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之一，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

　　第四，如何激活每一位老师的积极性，是高等院校面临的巨大挑战。高等院校的教学改革要让每一位老师都有积极性。

　　2018年我随团到美国访问，感受最深的是美国高校的下沉式管理体制，教授、教师有很强的活力。我们现在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就是激活微观主体活力，高等教育领域就是要激活和调动每一位老师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他们的聪明才干。这一点十分十分重要。

　　陈志文：其他方面，您认为中国高等教育还存在什么问题

　　康凯：第三方面，是教育投入的问题。据统计，2017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42557亿元，超过了4%的GDP，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距离，而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就更低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作支撑。

既要关注高水平大学建设 

也必须关注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水平 

　　陈志文：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非常强调加强本科教育的问题。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康凯：首先，本科教育目前确实存在问题，比如实践教学、课堂教学、教师队伍建设的问题。其次，加强本科教育既是目标也是理念，其核心是提高教学质量和竞争力。

　　陈志文：“双一流”建设是当前高等教育的热门话题，您认为什么是“一流”？

　　康凯：我认为，是否“一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判断。第一，要看教师队伍是不是一流，也就是你的骨干教师队伍在全国或全世界的影响力，如果有相当一部分教师在全国或全世界有一流的声誉和影响力，则教师队伍可谓一流。

　　第二，看看高校的体制机制、内部治理是不是一流。是否可以吸纳、留住、使用好一流教师队伍，就可判断其内部治理的体制机制是否是一流的。

　　“双一流”高校可以说代表了国家队，但不是整体的中国高等教育。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过程中，既要注意到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同时也必须关注高等教育整体的发展水平，特别是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扶持西部发展，最实际的就是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我曾经在西藏工作了三年，也在教育部高教司具体管理对口支援西部高校9年，所以我更关注西部高校的发展。我认为，西部高校的发展对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提高至关重要。过去曾经有“孔雀东南飞”的现象，西部的人才流失很大。我们要思考，如何采用一种良性的机制，而不是行政命令式的办法，让人才（或人口）往西部走。

　　陈志文：您有什么建议？

　　康凯：实践证明，国家采取的是对口支援西部高校等办法，让国内高水平大学对口支援西部大学建设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如清华大学等对口支援青海大学，北京大学等对口支援石河子大学。这样能够较快提升西部大学的教学质量以及知名度和美誉度，从而推动西部大学在内地招生。

　　据某西部受援高校统计，十多年来招收的内地学生，毕业后留在当地工作的比例大约为50%，约有15000多名内地学生通过到西部受援高校学习而由东南扎根到了西北，这样就形成了良性的人才（人口）流动机制。此宝贵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然要求。我们充满信心、干劲十足，建设高等教育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