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刘桂琴

陈学裙

　　9月14日清晨6时刚过，35岁的女代课老师陈学群按停了用劣质干电池驱动的塑料闹钟，披衣走出那座吱呀作响的木制小楼。

　　她摸到树下一个早已生锈的缺口铁圈，然后从顶端拿下一条锈迹斑斑的铁条，上下敲打起来。一阵闷哑的“叮当”声后，孩子们从泥巴房的大通铺上争相爬起，引起一阵骚乱。

　　这所只有16名学生的永平县哈铁小学，开始了新的一天。

　　几近同时，同在哈铁小学的25岁女教师刘桂琴正在斑驳的黑板上准备板书；20多公里外稻田小学的51岁女教师马娣花在打扫完泥泞的院子后，如常服下3种降高血压药。

　　这三个生活在中国西南边陲山区的女人，老中青三代，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共同拥有中国教育史上一个特殊的名称——代课教师，即在乡村学校中没有事业编制的临时教师。他们大都生活在贫苦闭塞的农村地区或高寒山区，每月拿着不足公办老师1/7甚至1/10的工资勉强度日。

　　然而，去年3月，教育部发布的“短期内清退所有代课教师”的消息，又让这个逐渐萎缩的群体面临另一种命运——全国范围内仍然剩余的44.8万中小学代课教师，将以被清退的方式，走向他们的历史终点。

　　云南大理永平县——这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国家级重点贫困县，去年教育部清退计划出台后，该县的代课教师数量已由最高峰时的356人减少到现在的234人，而且现有代课人员中75%以上是女性。这个行将谢幕的特殊群体，在相伴多年的乡村教坛上，有着他们最真实的过去和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南都周刊记者 叶伟民 云南大理报道

　　刘桂琴，25岁，年轻教师的世界

　　在哈铁小学，学生们都管刘桂琴叫老师，而刘桂琴又管陈学群叫老师——11年前，前者就从后者执教的毕业班毕业。但这个笑起来眼睛有点弯的学生并没有给陈学群留下太多印象，直至2005年9月对方回到母校，成了同事。

　　在刘桂琴经人介绍代课的2005年，哈铁小学的代课教师已从最高峰时的6名减少为2名。男的都走了，微薄的薪水让这些一家之主们不得不放下教鞭，回家务农。

　　2005年9月1日，刘桂琴的第一节课，当所有的孩子起立齐声喊“老师好”时，她内心为之一振——仅仅几个月前，她仍只是一个餐厅“小妹”。

　　但毕竟还只有25岁，尚未成家的刘桂琴并没有像陈学群那样把日子过得精打细算。210元月薪除去吃穿后都被她用来买书。在她不足10平方米的卧室里，《女友》、《青年文摘》、《打工》等杂志摆成一摞。一个会下雪的水晶球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男朋友送的，小伙子在乡政府当基干，对代课教师的工作特别支持。

　　虽然时常会因造错词被罚，但孩子们仍然喜欢和刘老师玩，只是哈铁小学的体育课，是在村里满是杂草的篮球场上伸胳膊踢腿。

　　刘老师的家就在山脚，走回去最多10分钟。作为唯一的待嫁女，以屠宰为生的父母对她疼爱有加，而刘老师也时常以帮忙杀猪作为回报。

　　刘老师说她还是想继续深造，读个大专之类的，然后再正儿八经地考公办，但犹豫了两年还是未能成行，一是高昂的学费，再是身后这群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