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已进入耄耋之年的章开沅依然难以摆脱各种“第一”的名头。

　　几年前，面对众多报道中“辛亥革命研究第一人”的称誉，他专门投书媒体，请求为自己摘帽，“深恶以大言欺世。但世风日趋浮躁，动辄以‘第一’相夸”。

　　这一次，他请辞“资深教授”获得学校同意，又被戴上中国社科界辞去院士待遇第一人的“桂冠”。

　　3月27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专访章开沅教授，追溯这位有着60余年高教生涯的老校长的大学之思。

　　改革再出发之年，章开沅主动提出“自我革命”，面对今天浮躁的学风，他直言，“没有深刻的反思就不会有真正的改革”。

　　“我做不到一个正教授应该做到的工作量了”

　　2013年年末，一份特殊的退休报告摆在了华中师大党委书记马敏的案头。

　　报告人是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88岁的他是该校最受尊崇的两位“资深教授”之一，作为社科界的“院士席”，这也是一个高校里永不退休的岗位。

　　在这份落款时间为11月25日的报告中，章开沅自称“病情频仍，早有退休之想”。

　　他同时申明观点：“年迈退休，应属当然，荣誉可能终生，工作自有了时。现今学校、学科形势大好，后继有人，英才辈出，实乃敝人急流勇退，圆满谢幕之良机，庶免挂名装点尸位素餐之过失。”

　　章开沅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早在2011年前他就提出了退休想法。他说自己身体已大不如前，很多工作有些力不从心。“做不到一个正教授应该做到的工作量了，首先是不能讲课了，不能也不想几年出多少著作、发什么等级的论文了”。

　　他介绍，“资深教授”的待遇，是自己工资的两倍还不止。事实上，他每个月的工资都花不完，还有编写《大清史》等著作的稿费。享受这样的待遇，让他内心不安，“这不合理，压力很大，拿得不好意思”。

　　当时，正赶上全国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作为国内辛亥革命研究的开拓者和学术权威，章开沅想退也退不了。

　　奔赴全国各地开会研讨，章开沅病了两场，他的太太也跟着累病了。

　　本以为这下可以退了，但没想到华中师大又要举行110周年校庆，如果这时退下来，怕引起各方不必要的猜测，章开沅只好暂时作罢。

　　去年10月，华中师大110周年校庆结束后，章开沅以书面形式正式向学校提出辞职。

　　当地媒体称，收到章开沅报告的第二天，马敏到办公室看望他，有着师生之情的两个人促膝长谈，马敏也真正了解了老师的良苦用心。

　　随后，马敏把章开沅的想法传递给了学校党委会。经过校长办公会认真讨论，学校同意章开沅荣退。

　　今年全国两会后，马敏与校长杨宗凯等人一同来到章开沅办公室，把学校的决定告诉他。听到请辞的要求终获同意，章开沅笑逐颜开，“又办成了一件事，从心理上解除了我的压力”。

　　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最简单的就是从我自己做起”

　　为何请辞？

　　章开沅说，他曾多次呼吁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但一直以来都是雷声大，雨点小，“都在观望，还没有进入状态”。

　　一个更大的背景则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改革院士遴选与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新一轮改革的呼声，我怎么响应呢？最简单的就是从我自己做起。”在章开沅看来，国家制订学术头衔终身制，本意是想让学者无后顾之忧地进行科研，但现在却本末倒置，追求学术地位的人比钻研学术的人多得多，高校学术发展深受其害。学术头衔终身制把高校变成了一座围城，走进这座围城，就等于拥有高待遇、高津贴。

　　2013年，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用巨额资金包装自己参选院士一事被曝光，引发了全社会对“至高荣誉”背后附加巨大利益的追问。

　　章开沅有两位外国朋友都是院士，一位是法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教授巴士蒂，另一位是日本学术院院士、京都大学教授岛田虔次。

　　在评上院士之后，章开沅曾半开玩笑地问巴士蒂：“当上院士有什么好处？”巴士蒂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当然有，有一套院士服。”

　　而岛田虔次评上院士之后，他的收入没有增加，房子也还是以前的房子。

　　章开沅在台湾讲学时，结识了著名华人科学家李远哲。李远哲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曾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他获得的特殊待遇就是校方在停车场里划出一个车位，标注“李远哲先生的优先车位”。

　　章开沅呼唤院士、资深教授们形成一种共识：到了年龄干不动了，就主动退位让贤，把更多的机会让给年轻人，让院士退休制度化、常态化。

　　章开沅说，现今的大学，各种资源都向有官位、有地位者集中，造成诸多学术上的不公平，“不当这个资深教授，更多的是希望对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有点推动作用，否则大学没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