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我不能把个人趣味凌驾于院系前途之上

　　记者：新书中你谈到，作为大学教师，你必须为研究生开设各种新课，引领他们尽早进入比较有发展前途的学术领域“左冲右突，四面开花，对训练学生或许不错，对自家著述则不无伤害”。自 2008年9月接任系主任以来，你是如何平衡行政与治学的？

　　陈平原：当教授和当系主任是不太一样。这3年中，我花很多时间做行政工作，除了应付日常事务，也努力为北大中文系描述一个奋斗愿景、制定若干相关制度，希望上了轨道以后，无论谁做系主任，都有章可循，不用费太多时间。

　　淡化系主任的个人作用，让教授们明确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并实现自我督促，这比找一个强势的领导更重要。我即便当系主任，也不要有太大的权力。

　　我现在手头有10多篇接近完工的未定稿，都需要进一步查找资料，现在没有整块的时间，只能放在那里。这不是我的生活理想，也不是好的学术状态。等卸任后，我会再集中精力做我自己的研究。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了北大中文系主任，有些话不太方便说，让我很苦恼。作为一个教授，我对教育部的决策、对北京大学的现状，可以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现在，有些话只能绕着弯子或换另一种方式说。过多考虑讲话的策略与效果，这不是我的风格。可当下中国，很多人把人情与学问混为一谈，我不能把个人趣味凌驾于院系前途之上。

　　中国大学问题很多，北大也一样，好多制度性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你可能知道问题在哪里，但你一旦想改动，哪怕只是搬动一张桌子，都会涉及各种人的现实利益。找到一条对大家都好、没有人受损害的改革之路，几乎不可能。

　　大学受各种外在因素的制约，单看正式发布的文告、查阅各种历史档案，不见得就能完整把握。那些口头交代，那些电话沟通，那些没有记录在案的对话，或许更关键。可这些“无字天书”，非我辈所能读到或读懂。大家都在自己的位子上，认真思考，真诚表述，这样，起码可以达成“同情之了解”。

　　当几年系主任，虽然忙碌，也有好处，那就是对大学运作以及院系的问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等我退休以后，或许写一本“中文教育之过去、现在与未来”，将北大中文系作为一个个案来讨论。

　　记者：去年百年系庆，北大中文系设立“胡适人文讲座”、“鲁迅人文讲座”，前几年你还在教员中张罗“博雅清谈”，诸多革新举措中，哪些比较有进展，哪些还处于艰难探索？

　　陈平原：我的任务是：第一，凝聚人心；第二，确定学术标准；第三，建立合情合理且便于执行的规章制度。

　　去年的百年系庆活动，当然是希望借此建立中文系的传统，传扬某种精神。那天的会场不设主席台，所有的人都在下面坐，轮到你发言，你上去，讲完下来。系友王汉斌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也在下面坐着。

　　比起欧美及日本的大学来，中国大学的院系普遍规模大，事情杂，院系领导可支配的资源也多，很容易演变成大权独揽。“独断专行”的好处是效率高，但制度不健全，单靠院系领导的克己奉公或个人魅力，是难以持续的，弄不好会出大问题。理想的状态是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让教授们一进入这个团队，马上明白自己的职责、义务与权利。包括如何捍卫自己的权益，最大限度地争取到可以争取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