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陈平原：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　　

　　将清华国学院作为“神话”来解读，虽然略带调侃，却并无恶意，不是贬抑之词。这里所说的神话，既非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起源的理解，也不是什么“无稽之谈”，而是指各种有趣、神奇、变幻莫测、值得深入探究的故事与传说。比起《汉语大辞典》和《现代汉语辞典》，还是《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11卷496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的说法好听些，所谓“神话和神话学”（myth and mythology），即：“神话故事叙述神或超人，叙述在一个完全不同于人们通常经历的时代中所出现的非凡事件或环境。”早已进入文明社会的我们，依旧乐于在日常生活中创造、传播、经营此类“非同寻常”的传说。解读这些近乎神话的人物与事件，理解其寓意，阐释其可能隐含的集体无意识，还有使其得以广泛传播的社会文化氛围，对于理解一个时代的思想与学术，不无好处。

　　作为历史学家，除了辨析真伪，告诉大家那些流传久远的“传说”何处为虚，何处为实，何处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更重要的是，描述这些传说形成的过程、流播的途径，以及为何被受众广泛接纳。讲述一个神奇的故事并不难——尤其是像清华国学研究院这样本就充满神奇色彩、后世根本无法复制的学术机构；难的是分析隐藏在传说下面的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流变的印记。

　　以公众都熟悉的“清华研究院”为研究对象，选择“大师”以及“弟子”作为切入口，这样的论述策略，蕴涵着一个假设：理解任何一所学校，都必须同时兼顾“机构”、“教师”与“学生”；正是这三者的合力，成就了这么一个学术史上的“神话”。     

　　一、办“研究院”，为什么都是“国学”？     

　　今年4月20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清华历史系几位教授写的文章。其中，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有人说清华学校研究院，有人说清华国学研究院。在第二天的讨论会上，很多老先生则大谈清华国学院。三种说法，略有不同。葛兆光的说法最准确，是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但是，说国学研究院、国学院，也都可以。只是不能画蛇添足，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或清华大学国学院，那可就错了。因为，国学院不可能跟清华大学并立。换句话说，有清华大学就没有国学研究院，有国学研究院就没有清华大学，二者在时间上是一个交替的关系。

　　1911年，利用美国退回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了清华学堂，第二年改为清华学校。1925年，这所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年，清华学校分成三块，第一部分是旧制的留美预备学校，第二部分是刚刚设立的大学部，第三部分是研究院。这三部分并存，互相不隶属。开办清华研究院，是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的。但是，这个研究院只有国学一门。这一点，跟北京大学一样，也跟此前此后陆续开办研究院的东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一样。到了1929年6月7日，清华举行欢送首届大学部毕业生典礼，同时也是欢送最后一届研究院研究生的典礼。换句话说，这个典礼意味着国学院，或者说研究院，到此结束了。从下学期开始，清华学校三个部分合并在一起，留美预备学校取消，国学院取消，大学部扶正，清华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由外交部移交教育部管辖。

　　因此，我将讲述的，是从1925年2月12日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把聘书交给吴宓，告诉他，请你来筹备研究院国学门，到1929年6月清华研究院国学门正式关闭，这4年多的时间里，清华学校的文化、学术生态发生的巨大变化。

　　清华研究院是怎样创立的？先说开张。1925年的9月9日，开学典礼上，校长曹云祥演讲，大意是：现代中国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的思路，并没有对本国文化的悉心研究，本校之所以组织研究院，研究中国高深的经史哲学，而且采用科学方法，并掺加中国考据之法，是希望从中寻出中国的国魂。接下来是梁启超的演讲，题目是《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强调清华研究院的成立，代表了清华脱离模仿稗贩的阶段，走入一个独立创业的时期（《清华周刊》350期，1925年9月11日）。也就是说，在此之后，清华和中国学术开始走向独立。

　　接下来讲话的，是筹备主任吴宓，他是具体办事的人，讲《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本来设想的研究院规模很大，还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可惜没钱；没钱，那就“只能先办国学一科”。相对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来说，办国学院所需经费最少。

　　为什么上世纪20年代所有的中国大学办研究院时，都从国学开始？两个原因，一是“民族自信心”，二是“钱”。既有内在需求，也有外在制约，使得办研究院时，都从国学入手。吴宓再三强调的一点是，我们研究的是“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不是中文、历史、哲学等专门学问。这话，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着大学部说的。因为，1925年研究院建立，很快地，清华的国文、历史、哲学、英文等系也都相继建立起来了。这样一来，学校里并存两个系统，一个是国文、历史、哲学这种现代学科体制，一个是相对传统的国学。这两者在办学理念上是有区别的，将来的矛盾，就蕴藏在这个地方。

　　稍做清理，不难发现，研究院的主旨是：第一，谋求学术独立；第二，铸造中国的国魂；第三，使用科学的方法；第四，研究的对象是作为中国文化整体的“国学”，而不是西方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历史、哲学；第五，经费所限，只能先办国学。所有这些策略选择，不仅是清华校长的个人趣味，也是当时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所决定的。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大家都开始转而关注国学，希望建立研究院？我们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传播西学为主要职责的，什么时候转而关注国学的呢？谈这个问题，不能不涉及北大。1919年12月，北大教授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将新思潮概括为四个相互关联的部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最关键的两步是“输入学理”和“整理国故”。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动力是“输入学理”，那么，1919年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部分新文化人，开始转向“整理国故”。可以这么说，20年代中期，如何“整理国故”，是各大学文科教授普遍关注的焦点，也是重要的学术转向。这个思潮对现代中国的教育及学术转型，起了很大的作用。

　　清华校长曹云祥决定开办研究院的时候，胡适建议他请三个人：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参见蓝文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台北《清华校友通讯》新32期，1970年4月）。章太炎不愿意到大学教书，他排斥现代教育体制，坚持传统的大儒讲学姿态。但梁启超和王国维都请到了。在中国文学向何处去这样的问题上，吴宓和胡适争得你死我活；但谈论国故，两个人不无共同语言。吴宓甚至带着清华研究院的教授到北大访问、对话。清华《研究院章程·缘起》中有“东西各国大学，于本科之上更设大学院，以为毕业生研究之地，近岁北京大学亦设研究所”云云，可见清华之创立研究院，包含追摹北大的意味。今天北大清华并称，但当年地位很不一样。有趣的是，清华“章程”中特别强调书院的作用，而此前一年，胡适在吴宓原先任教的东南大学做题为《书院制史考》的专题演讲（讲稿发表在1924年2月《东方杂志》上），表彰传统中国的书院教学，我想，这大概不是巧合。

　　清华的创建研究院，一开始是向北大学习的，二者“貌离”，但“神合”。研究所（院）的创设，使得当时流行的协调东西教育理念的思路，得到了真正的落实。但是，请注意，北京大学研究所的章程，和清华学校研究院的章程不一样。前者只字未提传统的书院教育，强调的是如何学习德国、美国的seminar制度。后者则明确规定，要把中国的书院和英国的大学制度结合起来。大家可能会觉得，清华和北大的思路不一样。不对，思路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原先的学术背景。北大本来就带有很浓厚的书院色彩，需要学习的是西方的研究院制度；加上校长蔡元培是从德国回来的，更强调北大要向德国学习。而在20年代，清华学校屡受批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色彩太强了。所以，清华必须加强与传统中国文化的联系，包括带进书院的因素。北大的书院色彩本来就太强，没必要再往这方面靠。换句话说，北大惟恐不洋，而清华惟恐不土。所以，别看二者的章程不一样，实际上，内在思路是一致的，那就是怎样在接受西方教育体制的同时，把中国的传统教育精神、把中国的“大学之道”灌输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