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近来，不断有高校青年教师英年早逝的新闻传出，关于青年高校教师群体的生存困境引起持续关注。一项调查表明，八成以上的“青椒”认为自己处在社会中层及中层以下。在众人眼中，他们是地位高、收入高、学历高的三高人群，为什么自我定位会与公众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在生活重负和学术困境的双重压力下，顶着“学术民工”称呼的他们该如何突围？

CFP供图

　　“青椒”为何鸭梨山大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廉思主持的中国高校青年教师的调查中，受访的青年教师中，72.3%认为自己“压力大”。他们都把自己称为投入多，收获少的“工蜂”。

　　高校教师面临教学与科研考核双重压力。教学任务繁重，但考核以科研为主，绝大多数高校把职称和职务晋升与发表论文数、出版专著数、申请课题数等“量化指标”直接挂钩，但在官僚化与行政化的学术江湖，科研经费与学术资源多向学术权贵靠拢，青年教师很难独立申请。

　　廉思的调查中，近3年， 20.5％的文科“工蜂”没有在CSSCI上发表过论文，92.5％的理科“工蜂”没有在SCI(科学引文索引)上发表过论文，85.5％的工科“工蜂”没有在EI(工程引文索引)上发表过论文。

　　在高校所谓的高收入中，各种课题费和项目经费是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教师处于学术产业链的最低端，即使他们是许多课题与项目的主要承担者，但能够独立拿到的课题与项目并不多，只能跟着大老板干活，也导致而立之年的他们面临各种难以承担的生活压力。

　　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2012年《北京社会发展报告》称，在11所北京市属院校、7所部属院校中“教授2010年总收入最低为4.95万元；副教授2010年的年收入最低者只有2.8万元；讲师最低者只有2.2万元。”

　　“青椒”重压下的三种可能选择

　　生活、事业的双重压力，加上社会、家人和自我的期望值，使得许多高校教师不得不自我加压，超负荷工作。今年3月，36岁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晖突然病故，他在短时间内已出版学术专著4部，古籍整理著作1部，编纂著作3部。

　　高校青年教师中的很多人不仅身体健康状况堪忧，而在学校中职称评定、课题申报方面碰到的各种利益冲突与困扰，学术腐败对传统道德和学术精神的冲击，也让他们中的许多人身心俱疲，容易出现心理危机。全国各地高校频频发生教师自杀事件更是这一群体心理危机的真实写照。

　　高校青年教师群体在这样的压力下，也迅速产生分化。一部分人不堪忍受压力，干脆脱离体制，愤然离职，另谋出路。另一部分人面对现实，主动转型迎合体制和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放弃学术理想，在课题与项目间乐此不疲，可谓体制内的“成功者”。其余则主动边缘化，既不激烈对抗，也不主动迎合，只是达到学校考核的最低要求，留在高校体制内，但保证自身的精神自由与学术兴趣。不过，这种做法显然更为消极，安贫乐道，知易行难。显然，如此三者，似乎都不是理想中的突围之道。大学是孕育学术理想的地方，青年学者更是未来学术的希望。只有改变高校数字化考核的急功近利之风，刹住学术GDP大跃进之风，从制度变革上来进行纠偏，才能够挽救中国学术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