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20世纪80年代的北大校刊,一篇题为《进退之间》的文章至今仍激动着许多在北大工作学习的师生,文章以冷峻的笔触探讨了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20年过去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高校教师又一次处在了选择的风口浪尖: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商业化社会中,是以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作为自己是否成功的标志,还是继续以“桃李满天下”为荣?是选择投入到追逐物质生活的洪流中,还是继续坚守在教书育人的清贫岗位?
韩愈在《师说》中将教师的责任明确概括为:传道、授业、解惑。教师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为人师表”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人格上的要求。然而,在商品市场的负面影响下,一些教师的道德观被扭曲。有的人缺乏敬业精神,不认真备课,不批改作业,甚至擅离职守去搞“第二职业”;有的人不爱学生,对学生冷嘲热讽,态度生硬甚至体罚;有的教师仪表不整、举止粗俗或以教谋私,严重影响了教师形象。
在社会变革时期,大学也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大学不再是孤立的象牙塔,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奉献意识逐渐淡漠,工具理性日趋膨胀,价值理性不断萎缩;在学术研究上,更多人热衷于从事热点的、能够在短时间内带来较大市场价值的学科和项目,而对深入探索自然和人类奥秘的基础研究缺乏激情。
吴志攀这样鼓励在北大教书的青年教师们:“我们要完成的任务,是如何在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使命。这个使命并不比建国初期要实现的赶超战略容易多少。”这位身兼党委副书记的北大副校长深知优良的师资便是学校发展的源头活水。这几句话也与教育家吴玉章的观点不谋而合。吴先生在几十年前便撰文指出,一个学校办得好坏的关键取决于教师的素质!因此,教育者要先受教育,教师要树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育人的观念,刻苦钻研理论,精通业务,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共产主义品德传授并影响学生。
转型期的高校教师应着力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综合素质,首先要确立“传递者”意识。大学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大学教师作为一个职业群体,承担着传递人类智慧、知识发展、社会发展的薪火的责任,因此教师也应以这种“传递者”意识作为自身价值定位的基准。
其次,加强培养科学文化素质。作为人类科学文明的传播者和智力资源的开发者,必须与时代同步,打破传统的知识结构,不断调整、更新、丰富、充实自己。精深的专业知识、深刻的理论背景知识、现代教育的基础理论以及较广博的现代科技知识、人文知识和美学知识都是时代对教师的基本要求。
三是个性特色培养。新时代高校教师应注意加强自己的个性修养。个性是一个人带有倾向性的本质的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教师的个性不仅影响学生知识的学习、智能的发挥,而且影响他们品德的形成和人格的塑造。苏霍姆林斯基说,一个精神丰富、道德高尚的教师,才能尊重、陶冶学生的个性,而一个无任何个性特色的教师,他培养的学生也无任何个性特色。
四是树立入世精神。学问学问,学以致用。大学不再是孤立的象牙塔,高等教育面临培养高素质人才以及在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水平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双重目标。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主体,大学教师如果闭门造车、沉醉于象牙塔意识便会与时代脱节。以主动、积极的姿态投入社会实践生活,关注现实问题,以自身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了解、参与,不断完善自我,并引导学生树立开拓进取的意识。
长久以来,优良的师德师风建设都是一个学校发展的重要思想动力,北大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优秀师德师风传统,构成了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精神资源。而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敬业爱岗、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自强不息、不断创新,求真务实、治学严谨,言传身教、教书育人也被概括为北大教师优秀的道德品质形成的优秀传统。
北大在师德师风建设方面坚持不懈地开展师德师风学习教育活动,同时注意表彰先进、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学校每两年举行一次师德表彰活动,拟设师德最高奖“蔡元培”奖,对获奖者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并在晋升职称、岗位聘任等方面予以相应的体现,在教学科研的各项评选中亦充分重视师德因素。近年来,学校先后制定了《北京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意见》、《北京大学教职工党员行为规范》、《北京大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北京大学教师教学工作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范制度,营造弘扬优良师德师风的氛围,使学校师德建设工作目标明确,有章可循。2001年,学校召开“树立北大文科精品意识”大会,800多名北大的文科教师向全社会承诺“清除赝品,拒绝平庸”、“用心血做学问,用生命写文章”。在学校的师资管理的政策导向中,更严格执行“师德一票否决制”,将师德建设落到实处。
大学教师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具有将追求学术成就、传授专业知识与国家、民族的振兴联系在一起的优良传统。而今天,面临如何传递人类文明的火炬、开发人类文明的智慧的历史任务,社会如何持续提高教师待遇、教师们如何树立新时期道德风尚便是最紧迫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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